专访陈志武：一线城市房价猛涨源于资本帐户管制

搜狐财经记者专访陈志武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将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

　　本届博鳌论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是重要议题，在博鳌论坛上，搜狐财经专访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陈志武认为目前最最困难的两项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进行不是很多，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真正的进行，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产能就会有很大挑战。陈志武指出，对于六、七亿农民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资产，价值最高的资产是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不能够真正的抵押，不能够更自由的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不能够帮助他们创业，提供创业的起始资本，也不能够让他们利用这些资产的价值促进消费，促进就业的增长，只要这个改革不能够真正的执行，最后农村潜在的消费能力没办法发挥出来，潜在农村的经济增长、就业的增长、创业的能量也不太会有基础发展出来。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指出，只要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足够的发达，以前担心的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就不会出现。

　　在谈到房地产时，陈志武指出，一线房市的价格在近期飞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资本帐户的管制和汇率政策，因为为了“稳定利率、汇率”，不得不在人民币贬值压力非常高的状态下，对于资金的外流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导致有到海外投资意愿的资金没法外流，只好投入房市，价格被推的特别的高。

　　陈志武认为，这时候与其一线城市的政府忙着限制购房，三四线城市忙着去库存，还不如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方面做更多的放宽，这样可以让整个经济更加良性的循环。

　　陈志武指出，现在人民币汇率太不仅仅是对中国出口不利，而且对整个中国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国内资源的配置非常不利。

　　从去年起，“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一直被热议，其中“债转股”被认为是其中一种减缓冲击的办法。但陈志武认为，这个办法短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这种办法在那么多产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那么多、杠杆率那么高的背景下，通过债转股让这些本来应该死去的企业现在又救活，表面看好像短期避免了一些失业，避免了一些企业的倒闭，但对去产能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会变的更加严重。

　　“每一次短痛都被避免了，使得未来的长痛就会变的更加严重。”陈志武总结说。

　　以下是实录：

　　土地使有权不能自由流转伤害农民利益

　　搜狐财经：总理在今天的发言中提到中国现在经济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增长停滞，划出区间，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表态，我们要加紧推进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您认为这样的平衡容易把握吗？

　　陈志武：这样的平衡确确实实很难把握，从长远来说，从中长期的经济安全角度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调结构显然应该是首位的，稳增长应该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因为过去两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实际上就业并没有下降太多，所以这个态势调结构不一定必然意味着经济下滑太多，关键还是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结构方面要合理。当然，我知道2016年可能短期内,稳增长从实际的公布中很可能继续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第二、第三位的，因为出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像总理说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包括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相对2010年翻番，还有其他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实际工作中，会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结构性改革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希望从管理层的角度要把长久的经济稳定，经济风险的降低放在第一位。

　　搜狐财经：提到结构性改革，如果让您来列一下改革的清单，您认为比较困难的几项是什么？

　　陈志武：最困难的两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二个最困难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五中全会等等做了很多不同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表明了对于这两大改革的决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进行不是很多，这样一来只要土地制度改革不真正的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不真正的进行，对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产能是不是能够得到控制，这些都会挑战很大。

　　搜狐财经：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我以前看过您一期量化历史研究，也提到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周五我参加了北大周其仁教授的讲座，他提到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自由流转，他呼吁了很多年，上面有一些因素不能放开，不会像国有土地那样自由的流转，他认为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您觉得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问题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六、七亿农民来说，他们最主要的资产，价值最高的资产还是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不能够真正的抵押，不能够更自由的流转，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不能够帮助他们创业，给他们提供创业的起始资本，也不能够让他们利用这些资产的价值促进消费，促进就业的增长，只要这个改革不能够真正的执行，最后农村潜在的消费能力没办法发挥出来，潜在农村的经济增长、就业的增长、创业的能量也不太会有基础发展出来。

　　搜狐财经：如果农村宅基地基本流转，您认为会不会出现农民进城了，但是他又回不来，或者回来以后地又没了，您好像曾经提到过类似这样的观点，现在管理层担心的还是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上看，很多农民失业以后会是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陈志武：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可以很好的解决，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我自己做的研究，以及很多其他学者做的研究都表明，原来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不管在中国、印度、孟加拉国那些农村，之所以土地私有，土地自由兼并会导致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主要是因为原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政府提供的低保，再一个也没有足够多金融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原来土地兼并最主要的时间点是灾荒发生的时候，危机时间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这些灾荒事件、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逼得农民走头无路，没有办法逼着把土地卖掉。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政府有低保，尤其是金融工具在农村，通过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更广泛的渗透到，即使是发生灾荒，或者其他的危机和风险事件，农民不用被逼的走头无路卖地，解决农民应对灾荒，应对风险事件的冲击能力是第一位的，只要这一点能做到，通过社保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就不用担心土地的自由流转是不是会造成以前熟悉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足够的发达，以前我们得到的那些结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以前的担心就会是多余的。

　　人民币汇率该贬不贬 推高一些城市房价

　　搜狐财经：提到土地用地，还有一个问题，房地产，这两个关系很密切。最近有消息，现在一线城市房价涨的比较快，据悉上海将有一个新政，提到恢复二套房首付比例，限制非户籍人口购买房子资格。同时我们又提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一线城市又限制，这是个相反的方向，您觉得这两个目标能达到吗？

　　陈志武：这是为什么在其他更基本的政策方面必须有更加有灵活性，尤其是资本帐户的管制和汇率政策，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通过让人民币更快的贬值释放出来，而且资本帐户的管制可以更放松一点，让老百姓，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可以到境外做更多的，房地产投资压力，特别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压力可以自然的释放很多。现在为了所谓的稳定利率、汇率，不得不在人民币贬值压力非常高的状态下，对于资金的外流进行强制性的管制，不让走出去，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线城市购买投资的压力，价格上涨的压力被推的特别的高，我觉得这时候与其让不同的地方政府，一线城市的政府忙着限制购房，三四线城市忙着去库存，让政府在各个层级都忙要得死，还不如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方面做更多的放宽，这样可以让整个儿经济更加良性的循环，也不用让各级政府那么忙。

　　搜狐财经：现在好的资产比较少，选择的渠道也比较少。

　　陈志武：因为有一个很显然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从12月加紧资本外出的管制以后，特别是到1月份更加紧了，马上深圳、上海、北京一线城市房产的交易量和价格猛涨了很多，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联系，中间有必然性，本来那么多的资金在在深圳、北京、上海准备转出去到境外做投资，随着资本外流加强管制，通道都不断的被堵死了以后，没办法，这些资金又重新回来买房子，因为做股票投资风险大家都很熟悉的，看来看去没有太多的选择还是买房子吧，这造成了在目前汇率政策、资本帐户管制政策大的背景下，逼出了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房产交易量的猛涨。

　　搜狐财经：提到外汇管制，好像最近有一个新政托宾税，可能还是要打击短期的外汇投机。从2月份来看，外汇储备相对1月份下降比较少，人民币汇率现在也比较稳定，您觉得这个时间窗口推托宾税是什么考虑？

　　陈志武：我希望他们不要推出托宾税，因为这种做法最终对于人民币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和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都是不利的，实际上推出这种提高交易成本、限制交易的税，跟整个儿金融市场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最终我们应该看到现在人民币汇率太高，这是一个事实，不仅仅是对中国出口不利，而且对整个中国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对于国内资源的配置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让人民币汇率人为的非得控制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把资本帐户管制起来，由此带来很多结构性扭曲，资源配置扭曲，这两者权衡一下，到底让人民币比较快速的贬值，总体上利和弊，这方面决策层要做更多更全面的评估。

　　搜狐财经：关于汇率，银行在推出一些新型工具，您觉得衍生品工具会比外汇调节手段会好一些吗？

　　陈志武：我觉得这些技术细节可以花一些工夫做，但是我觉得这些技术性的工具只会起到短暂的效果，到最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贬值那么多的背景下，人民币购买力这些年相对美元购买力明显下降特别多的背景下，通过这些金融工具，技术性的安排挡住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挡住资金要往外投资，要走出去的势头，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几个人挡住快速前进的火车头一样，最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值得。

　　搜狐财经：您昨天有一个发言，房地产一线城市泡沫可能会扩大，现在对一线城市是收紧限制的，您觉得这个危机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陈志武：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个原则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我们违背那个原则，不断通过各级政府对这个进行干预，那个进行干预，到最后不仅仅大家都做的非常的累，而且对整个经济的结构性扭曲带来的效果会更加严重，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强调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时候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把中国经济结构性扭曲尽量减小而不是扩大，现在方方面面本来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利率和其他的价格，都是要人通过行政权利跟他们进行斗争，这是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

　　“续命”僵尸企业 “长痛”将更严重

　　搜狐财经：总理发言提到，全方位推进金融改革，他提出提到了债转股，用市场化手段债转股，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陈志武：这个办法短期可能有一些效果，1998年到2004、2005年期间做了好多类似坏帐处理的动作，现在债转股也是我们要看成只是短期的政策工具，不能够在那么多的产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那么多、杠杆率那么高大的背景下，还是通过债转股让这些本来应该死去的企业现在又救活，这样表面看好像短期避免了一些失业，避免了一些企业的倒闭。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对去产能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你让这些企业本来应该要关掉，这些过剩的产能本来要渠道，通过债转股让这些企业又活下来了，这些该去掉的产能没办法去掉，该关掉的企业没办法关掉，尽管这样对短期的就业带来的压力减少了一些，但是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会变的更加严重。

　　搜狐财经：这样一个很清晰的逻辑，为什么监管层考虑不到？

　　陈志武：我的理解他们还是担心短期失业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很遗憾，经济规律的东西，市场规律的东西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些短痛是没办法避免的，这些短痛每一次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政策手段，把这些短痛都避免了以后，没有人会认真的对待经济规律，以后做投资，做经济扩张、商业扩张和企业扩张决策的时候，这些做企业的人不会那么认真对待他们投资的决策。比如最典型的例子，2008年、2009年家电下乡的举措，当时金融危机冲击下，很多家电制造商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很多产品卖不出去，通过家电下乡有一些财政补贴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家电卖到了农村，对农民的帮助有一些，由此产生的结果在危机冲击下，有一些产能应该去掉，通过家电下乡的帮忙，该去掉的很多产能没有去掉，同时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家重新做了更多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国家电产能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很多，以至于这些产业产能过剩的程度远远比原来更高，就变成了今天怎么样帮助这些行业去产能，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有一些短疼，很遗憾是不应该被避免的，每一次短痛都被避免了，使得未来的长痛就会变的更加严重。

　　搜狐财经：确实是这样，当然国情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黑龙江一些职工表达不满，这个压力确实对当地政府也是比较大的，他可能会没有经历考虑长期改革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矛盾的地方。

　　陈志武：这个比起未来某个时候有更大的经济冲击，全社会都要进入震荡期，比起那个前景有一些短痛还是没办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