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法制方面较欠缺

　　2016年3月22日至25日，博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在25日的“华商领袖与智库圆桌”分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多数的国家，在法制、规则方面都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在发达国家投资和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多数国家去投资，可能中坚力量的选择还不太一样。

　　以下是文字实录：

　　陈志武：谢谢王会长。刚才几位谈到了“一带一路”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到北美、加拿大投资面对的情况，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进一步开展，境外投资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加拿大、西欧面对的情况是一回事，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多数的国家，在法制、规则方面都是比较欠缺的，所以在发达国家投资和在“一带一路”周边的多数国家去投资，可能中坚力量的选择还不太一样。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华商华侨的群体给我们提供信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

　　我想就三个方面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

　　首先，刚才龙教授说到犹太人，尽管历史背景跟贸易没有太大关系，因为犹太人从公元三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先是从中东往外赶，然后到了五六十级的时候又从今天的西班牙、法国、欧洲大陆国家不断地往外驱赶，到了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德国、英国加快了躯干犹太人的举措，以至于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十六世纪全球新的贸易包括跨国金融发生的时候，犹太人尽管只有几百万人，他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当初被驱赶的原因分散到全球不同的商业城市，歪打正着，让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在跨国贸易和跨国金融交易方面最最核心的群体。往老的丝绸之路去看，最初汉武帝推动后来的丝绸之路，最初实际上跟宗教也有一些关系，佛教进入中国首先是从早期的丝绸之路。但是早期的丝绸之路也许是因为跟佛教有一点连的太紧了，后来网络没有进一步打开，以至于到公元7世纪、8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以后，把思路的涉及面大大扩散了，包括整个中东、北非，还有欧洲南部的这些国家。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于宗教的贸易圈或者说投资圈，就是基督教。一直到19世纪之前，大致上全球的贸易圈、投资圈跟伊斯兰教是连在一起的，二是跟基督教连在一起的，当然华侨出于我们熟悉的原因，龙教授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从宋朝、明朝开始把很多华人先赶到东南亚，后来19世纪因为美洲大陆修铁路，巴西那边也需要很多的苦工，早期的福建人、广东人往那边扩散，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一开始这是我们马上可以用上的信任网络，给中国过去三十几年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我下面回答的问题，不管是华人网络还是伊斯兰教的网络，在世界贸易历史上一轮一轮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中间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尤其是跟“一带一路”基本的思路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贸易对于信任是依赖度比较高的，但是投资对于信任的依赖度更高，因为做贸易有的时候不管你是谁，你手中卖的苹果、桌子椅子，只要我看上去觉得还可以，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做投资是一个跨期限的、跨时间的交易，今天做投资，说不定投五年没有任何回报的，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有回报，对于投资来讲，相对于贸易，它对于信任的依赖度是所有交易中间最最高的，什么样的环境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带一路”投资所需要的呢，大致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政治规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法制环境，不管从规则的制定到规则的执行都非常公允、非常独立、非常可靠的话，对政治的网络就不那么依赖，只要找到称职的律师和中介服务机构，给他们付钱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六十几个国家中间大多数在法制方面是非常欠缺的。这样一来对于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做投资的时候希望有两个方面的要素必须到位，我们依赖的这些人、这些企业、服务商最好是在当地，在“一带一路”国家有非常强的关系网络，在当地非常熟悉，同时他们也在国内、在中国有能够抓得着的资产，有他自己在这边的利益，这样一来这些人从中国跑掉也不太容易，至少有亲戚、有资产在中国。同时他们在境外也可以有同样的资产和关系网络的支持。这两点之所以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单的基于宗教作为信任的网络可能还不够，使得华商华侨在未来投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一点侨办可以更加强调今天在座的群体的重要性，因为非政治规则是“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信任的基础中的基础。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