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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针对目前中国面临的资本流出的冲击，应减少对个别工具的过度依赖，更不能给任何工具贴上“道德标签”，需要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
“应对资本流动的不可能三角，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三元悖论不可能三角，从外汇政策来讲就是三个工具：汇率、储备、管制。”管涛指出，任何工具都是有利有弊的，不要做道德判断，贴上“好”与“坏”的标签。
在他看来，管制不是贬义的概念是中性的。管不一定是收也可能是放，有流入压力的时候开放流出，有流出压力的时候收缩流入。
“从不同的立场看，可能大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汇率浮动，有的人喜欢汇率稳定，有人喜欢用外汇储备稳定，有人喜欢用汇率储备，这是有利有弊的。理论上来讲，我们应对资本流出的管理过程中，如果把这三种工具有效组合，搭配应用，就可以减少对个别工具的过度依赖。如果只用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调整压力就会比较大。”管涛表示。
从资本流动的应对来讲，实际上就是汇率负责价格促进，储备和管制负责数量促进，这是应对资本流动的基本框架，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管涛认为，应对系统性要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针对目前资本流出的冲击，他《报告》中提出了六方面建议：
一是维护经济的平稳运行。经济稳才能货币稳，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才能让市场逐渐回归基本面，减少市场恐慌。稳经济同时还要坚定推动结构性改革。这就需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关系的问题，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发展金融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才能有效防范资本流动的冲击，才能很好的吸收内部、外部的冲击。如果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发展，这方面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缺陷。另外，中国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完备完善，那么“供给侧”改革就可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金融市场发展起来以后，会使得人民币资产更有投资价值，更有吸引力，才能变被动防范资本流出变为主动，这都是必要的方面。三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一方面，不要再争论什么样的汇率选择是好的，既然央行已经明确，目前人民币是参考一揽子货币调节，当务之急就是在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情况下完成货币机制，取信市场，完整预期。
“我们可以从长远来讲研究、建立跟人民币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相匹配的汇率制度安排。从更长远的来讲，就是要考虑研究、完善和大国经济这样的地位相匹配的汇率政策选择，这些可以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做一些政策储备，但不一定现在就做。而且从8·11汇改来看，中国确实变成了大国经济，政策的一举一动对世界上都有比较大的溢出影响，我们必须从大国经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汇率政策选择。”管涛强调。
四是有序推进金融开放。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推动发展，包括国内金融市场发展问题，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开是有利于市场的信心，有利于留住国内、国际资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现在我国面临资本流出风险的冲击，这一情况下，我们还要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发展，研究建立适应开放条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和体系。
五是继续加强市场沟通。管涛指出：“现在我们的市场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接不接受，外部市场已经进入到了多重均衡状态，资本预期对跨境流动有很大的影响。外汇有可能流入也可能流出，人民币既可能升值也可以贬值，所以对预期的管理引导非常重要，这方面国际上有很多呼吁，中国当局也做了很大的改进，应该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应该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沟通。”
六是完善应对预案。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去年在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里有一个基本判断，提出现在全球金融风险不是在下降而是在进一步上升，在转移。其中一个转移是从偿付风险转移到了流动性风险。所以面临国际国内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情况下，既不要对未来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我们应该基于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我们的应对预案，准备好政策工具，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管涛表示。
作者：徐燕燕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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