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陷入外忧内虑：手机不温不火沦为二线品牌

　　“本人向各位股东提呈本集团截至×年×月×日之年度报告，并谨此代表董事会向各位股东对中兴通讯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过去的近20年里，这句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兴董事长报告书的开场白一直专属于一人，他的名字叫侯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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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样的专属却变了。4月7日，中兴发布的2015年业绩报告显示，董事长报告书的落款签名已然由“侯为贵”变为“赵先明”。

　　赵先明，1998年加入中兴从事技术研发工作。资料显示，2014年1月至今年3月，其担任中兴执行副总裁，负责中兴战略及平台、各系统产品经营部工作并兼任CTO。

　　就在中兴发布业绩报告的两天前，中兴发布公告称，赵先明将接替侯为贵成为中兴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兼任总裁；同时侯为贵正式退休，原公司总裁史立荣亦不再担任总裁一职。

　　至此，中兴掌舵人30年来首次实现新老交替。

　　“中兴管理层2.0开启，到底能为中兴带来怎样的改变，其实业内是十分期待的。”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少壮派”掌权

　　赵先明也并非此次中兴高层变动的唯一一人。

　　中兴披露的公告显示，新一届中兴管理层同时增进张建恒、栾聚宝为中兴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在中兴新的管理层中，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60后、70后占据了中兴管理层主流。

　　这其中，赵先明为 中兴通讯 董事长兼总裁，负责公司照整体运营，1966年出生；韦在胜分管财务，1962年出生；樊庆峰分管品牌法务，1968年出生；曾学忠分管手机终端，1973年出生；徐慧俊分管技术研发，1973年出生；庞胜清分管政企业务，1968年出生；张振辉分管运营商及部分手机业务，1973年出生；陈健洲分管人力资源，1970年出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兴管理层中，70后负责人已经掌管了中兴通讯三大核心业务中的两大部分和重要的技术研发，他们分别是手机终端业务的曾学忠、运营商业务的张振辉，以及CTO徐慧俊；而另一大核心业务政企业务的庞胜清也是1968年出生。

　　事实上，新任中兴掌舵人的赵先明也是技术出身，其亦曾在中兴核心业务部门担任要职。

　　公开资料显示，赵先明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1998年赵先明正式加入中兴从事CDMA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1998年至2003年其先后历任研发组长、项目经理、产品总经理等职位。

　　2004年，赵先明出任中兴高级副总裁，负责CDMA事业部、无线经营部工作；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转任中兴执行副总裁，同时兼任中兴首席技术官（CTO），并负责本公司战略及平台、各系统产品经营部工作。

　　“从这次公布的新一届管理层来看，中兴已经完成从创始人向新一代管理层的全面交接，这从根本上实现了管理层的更新换代。主要的特点则表现为更加年轻化、更加专业化，这也将为中兴带来新的活力。”项立刚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外忧：化解美国制裁危机

　　然而，在多位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刚上任的赵先明及新管理层事实上并非那么轻松。

　　“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谓是赵先明及新管理层当下最真实的写照。危难则指的是最近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采取的限制出口措施。

　　3月7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将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供应商在向中兴通讯出口任何货物前，均需向美商务部申请许可。

　　由于中兴的重要元器件自美进口，美国供应商被美国政府禁止供货后，中兴将面临严重的元器件短缺。与此同时，业内担忧，欧盟、日本等国与美国的出口管制步调往往保持一致，一旦制裁扩大，中兴或将面临更大损失。

　　美国商务部声称，制裁原因是中兴通讯计划用一系列幌子公司“向伊朗转售受控制的物品，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律”，该行为“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或对外政策利益”。

　　最新的媒体报道显示，3月10日中兴工作小组赴美后，与美国商务部进行了会谈，双方于3月22日前后达成了协议，美方决定暂时取消出口限制。中兴获得暂时贸易许可，有效期至6月30日。

　　对于这场危机，赵先明在上任后致全体员工的内部邮件中呼吁中兴通讯全体员工对公司目前的危机“坦诚面对、积极解决”，并高度重视合规合法、反腐倡廉，团结奋进。他承诺为股东、客户和合作伙伴带来更多更大的价值。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何化解这场美国制裁危机，或许是摆在赵先明及其领导的新团队面前首先要迈过的一个坎儿。

　　项立刚表示，这场危机将对新的管理层是一种考验，同时也反映出新的管理层在海外业务过程中可能长期面临的挑战。

　　“此次事件对中兴带来最大的改变或许在于，中兴需要反思对国外供应链的高度依赖，重新评估与设计供应链布局，多样化供应商名单，并加强自主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同时，中兴应对国际商业规则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未来以更严谨的态度、更合规的方式开拓全球市场。”项立刚说。

　　内虑：如何重振中兴

　　在业内人士看来，摆在赵先明及其新团队面前的，除了尚未完全消除美国制裁之忧，更重要的则是该如何重振中兴。

　　单看中兴2015年的业绩，似乎中兴发展的势头不错，然而对中兴的未来，多位业内人士却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现出了担忧。

　　中兴2015年业绩报告显示，2015年中兴实现营业收入1008.25亿元，同比增长了23.76%，中兴首次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与此同时，净利润为3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8%，亦创下了历史上最好水平。

　　“中兴今年的业绩猛增也与其前几年业绩下滑的补增不无有关。十年前中兴跟华为业绩还比较旗鼓相当的，然而现在的华为已经彻底把中兴甩开了。”资深电信分析师曾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华为2015年年报显示，华为2015年营业收入3950亿元，净利润为369亿元；当下的中兴与之相比，营收仅为其四分之一。

　　“十年之间差距如此之大，这也是中兴现有的高层管理人员应该深刻反省的一件事情。”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事实上，中兴在自己的三大市场板块中表现并不突出，即运营商市场、政企市场、消费者市场。首先，从运营商市场看，整体的市场环境来讲运营商业务就是在下降的，包括爱立信、思科等巨头也似乎难以挽救这种下滑的趋势，中兴也难有作为。政企市场这块，中兴也没太做起来，虽然中国市场对思科、爱立信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会进行屏蔽，但是这个市场并不会瞬间爆发出来。消费者市场即手机终端业务，中兴的手机这几年也是卖的不温不火，甚至已经沦为二线品牌，我的感觉也是大势已去。”曾韬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恰是赵先明及其领导的新团队需要考虑的。

　　“中兴换帅之后，无论在电信设备还是移动终端，中兴在产品研发能力、销售渠道的建设能力、品牌推广能力等多方面都亟待需要进行提升。否则这样下去，中兴与很多企业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梁振鹏说。

　　在曾韬看来，当下的中兴内部给人的感觉是缺少应有的狼性文化，反而显得比较平庸。“中兴作为一家具有国企身份的企业暴露出的问题最终还是归咎于它的体制问题。在我看来，中兴仅仅换帅未必就能改变中兴的未来，关键还是新的管理层如何能够改变体制内最根本的东西。”

　　“中兴是中国通信业知名企业，几十年发展，收入超千亿，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发展中，存在危机和困难也是正常的，但是中兴要长期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重新焕发活力，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要反思文化中问题，尤其这样一场危机（指美国制裁事件），更是应该反思自省。”项立刚说，“一个大企业重建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抓住困难的机会，让投机者走开，让动摇者走开，形成一个铁拳，中兴换帅也许是中兴的一个机会。”

　　危机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赵先明及其领导的新中兴团队在中兴新契机的十字路口，会为中兴带来怎样改变，这还是一个待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