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摘要：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投资国际基础设施是促使中国经济多样化的良好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同欧盟、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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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宏观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基本面并没那么糟 主要新兴经济体仍具潜力

　　张明：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估计最终的增长率与2015年基本相当。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依然不够强劲。劳动生产率增速缓慢，劳动参与率持续偏低，美元汇率过于强劲，加息可能造成资产价格下跌，这些因素将会继续困扰美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虽然有助于中长期增长，但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下行；三是，这会严重影响各类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四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继续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负面冲击，使得后者面临短期资本流出与本币贬值压力；五是各国争夺需求的竞争可能加剧，汇率战与贸易战爆发的概率上升。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刘东：随着美元货币体系的副作用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两极分化，全球劳动力生产率在低位徘徊，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已进入谷底阶段。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世界经济短期内不会“V”形反弹。但世界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可能会有反复，但不至于大幅恶化。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组织的完善、全球国家的联手，技术层面若干亮点的呈现以及人口素质的提升。

　　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提出了“长期停滞”的概念，当前确实有类似的情形，导致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作用。但应该看到，财政政策尤其是长期财政政策，可以弥补这个问题。如现在正在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倒是值得警惕，连续几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大量沉淀，一旦经济复苏，流动性被激活，通货膨胀可能会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当前资本跨境流动分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对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脆弱性和下行风险加大，引起各国对复苏前景的担忧。但是，近期市场波动反应过度，并未完全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多数发达经济体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仍具潜力。

　　西米恩·德加科夫：由于巴西和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困难，只有印度经济今年反弹有力。新兴市场经济疲弱有可能要延续至2017年。但这不是“长期停滞”，这些经济体在中期时段即可走出困境。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一步减少阻挡经济全球化的障碍。

　　庄巨忠：今年世界经济发展遭遇到了一些“逆风”，例如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持续的衰弱、美联储利率预期上调及其不确定的升息路径、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疲软的大宗商品价格等。全球经济的基本面不像一些杞人忧天者说的那么糟糕，我认为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发生。在解决结构性弱点方面，世界已经做出许多努力，其中一些弱点正是导致此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在去年的基础上可能进一步放缓。但放缓是渐进式的，不太可能是急剧的，亚洲将继续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也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索特·达瓦斯：今年以来，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均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但我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仍达到2.8%，呈现出较清晰的持续复苏信号。欧洲经济总体虽然仍较脆弱，但仍处于较确定的上升通道。

　　“长期停滞”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帮助理解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然而现在要预测西方国家是否会陷入发展停滞为时过早，美国和欧洲经济事实上处于上升趋势中。

　　警惕量宽“后遗症” 打破结构性改革迟滞困局

　　张明：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乏善可陈。一是结构性改革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重重难以推行；二是大多数结构性改革措施，虽然在中长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三是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在危机后采取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目前尚未从这些政策中充分退出；四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爆发后过了一段短期资本持续流入、本币汇率不断升值、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好日子，没有动力开展结构性改革。

　　相比之下，一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或宽松货币政策，难度远低于结构性改革。不过，这类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刺激增长，中长期增长前景依然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结果。对大国经济而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造成负面溢出效应，包括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竞争性货币贬值压力等等，这会对新兴市场国家持续产生冲击。鉴于短期内全球需求相对固定，在不扩大供给的前提下，通过货币或汇率手段去争夺需求最终是一场零和游戏，可能加剧国际经贸冲突。

　　要打破这种全球范围内结构性改革迟滞的局面，一是要让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二是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尽可能形成国际合作，避免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政策；三是要宽容、接受经济增长迟滞、金融风险上升、动荡与冲突增加等挑战来倒逼结构性改革。

　　刘东：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各国就纷纷祭出了货币政策。美国多轮定量宽松把美元泛滥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欧盟和日本现在依然高举货币宽松大旗。作为一种总量政策和需求侧的政策，货币政策掩盖了结构问题，无论优劣，一视同仁，大水漫灌。在危机期间这种措施是有效的，相当于无论什么病人，抢救的时候都需要先输氧气，先保命、再治病。但危机过了，要彻底解决问题、消除病根，就得搭配实行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政策决策程序相对繁琐，无论是调整税率、改变政府支出、制定产业政策，都需要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部门讨论通过。考虑到西方政党政治、选票政治，财政政策操作难度更大。

　　如果各国都依赖货币宽松，而逃避触动实体经济，这本身就是在制造下一轮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货币，各国都希望本国货币政策比其他国家更为宽松，推动本币贬值，刺激贸易出口，实际上就是利用别国需求，拉动本国经济，把危机转嫁出去。所以长远看来，片面的、攀比的货币宽松可谓是饮鸩止渴，势必造成全球市场流动性泛滥。

　　2010年左右，各国一度纷纷出台了长期发展战略和结构改革方案。美国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再工业化”，二是新能源发展战略。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意在增强欧盟经济竞争力，并对《里斯本条约》进行“有限”修改，避免欧债危机重演。日本首相安倍打出了3支箭：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振兴及改革经济。巴西、俄罗斯等国也出台了对经济进行升级和调整的政策。但时至今日，收效甚微。

　　改革能让大部分人受益，但往往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有些国家的政府治理、政党政治带来的短视性，也天然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加强结构性改革，才能提高生产率和实际产出。中国去年正式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作为今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使深化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

　　西米恩·德加科夫：量宽政策最后会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尤其在此类政策推动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的时候。这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显现，银行业、养老金等已出现长期性问题。一种更好的办法是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两方面都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

　　庄巨忠：结构性改革对于解决目前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必须持续下去，同时也要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管理需求侧。我们需要推动更多改革，许多国家也正在这么做。例如，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模式由严重依赖制造业出口和投资转向依靠国内需求和服务业，同时化解一些产业的过剩产能，加大创新力度和促进产业升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正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欧洲也正在对社会福利体系、商业监管、劳动力市场弹性进行改革。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保持改革势头是一个挑战。

　　索特·达瓦斯：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与美国与欧洲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有关。大量货币涌入市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也势必带来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进程。欧盟目前忙于应对难民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结构性改革上仍没有采取实质性举措。

　　防范负面外溢效应 国际金融机构责无旁贷

　　张明：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量宽的实施以及退出，为主要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最佳注脚。国际社会也日益认识到，通过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来抑制国别政策负面外溢效应的必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治理结构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当前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来对危机爆发国提供更加及时与更加量体裁衣式的救援，并通过加强经济监测功能来更好地预测与防范危机爆发。世界银行应更好地发挥减贫与多边融资功能，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缓解各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在强化并协调主要国家的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刘东：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世界经济越来越牵一发而动全身，主要大国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元是主权国家货币，又充当着世界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外溢性尤为显著。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需要进一步推动向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应该与时俱进，切实反映并解决包括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货币金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需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各国不应以刺激本国经济为目标，对其他国家货币人为贬值。中国承诺参考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汇率，日本及欧元区的贬值预期也要约束。这有利于稳定全球汇率，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索特·达瓦斯：当前国际经济机构在加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成功。大多数国家和政府只想着自己的利益，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政策协作已不复存在。国际金融机构要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注重建立提供各国有效讨论的平台，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的格局，增强发现具有共性的经济问题的能力，更有效防范经济危机爆发。

　　投资基建提振经济 多边开发银行大有可为

　　张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有助于提振需求，长期内有助于改善供给，是当前环境下推动经济增长非常适宜的选择。更好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在各国实践中探索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与管理模式，更好地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缺口。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应积极利用自身资金或财务杠杆，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多边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要具有可持续性，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必须充分市场化，只有各方均从中获益的机制设计才是长期可持续的。

　　刘东：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在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上获准成立，旨在促进公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流动性，提升公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品质。该中心已于近日发出倡议，号召各国政府重新把注意力放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开拓极具投资潜力的发展机遇，提振全球经济。

　　最大程度发挥跨国别基建的正面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产能和建设能力，中国能够做出较大贡献。同时，这将促使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支持和影响力，更好地弥补当前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应当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共同采取行动，加强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带动大宗商品及原油价格的企稳。

　　庄巨忠：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案例中，我们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能源、交通、城市开发、水和卫生设施以及环境项目等。例如在2015年，我们贷款总计165.8亿美元。除了提供融资，我们也通过维持高环境和高保障标准、能力建设、知识转移以及推动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为投资提高附加值。

　　索特·达瓦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普遍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基础设施投资对带动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许多国家因为桥梁老旧而对火车运行限速。“容克计划”中提出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然而欧盟缺乏资金投资，它的计划旨在吸引更多私人资金的加入，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大有可为。据悉，亚投行负责人已经连续走访了丹麦和芬兰等欧洲国家，商讨同有关方面的合作投资事宜。

　　西米恩·德加科夫：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急需降低运输成本，因为运输条件改善会促进沿途所运货物增加，从而有利于世界贸易的总体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对域外国家也有利，因为它们的出口也可使用升级改造后的基础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投行一年贷款可达200亿至250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世界银行240亿美元的年贷款量。亚投行吸纳了众多非亚洲成员，有利于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吸收有经验的专家，从而迅速扩大该行人才梯队，这样就可高效完成大量的金融项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具有同样潜力。

　　投资国际基础设施是促使中国经济多样化的良好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同欧盟、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

　　刘东（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

　　西米恩·德加科夫（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

　　索特·达瓦斯（欧洲智库布吕格尔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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