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制造业对畸形城市化发出吼声

　　摘要：畸形的城市化加了资本过剩，已经显著抬高了城市成本，直接威胁到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多家制造企业用脚投票迁离高成本城市，这是制造业企业对畸形城市化发出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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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相辅相成，形成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然而，近些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房地产业过度发展，再加上资本过剩，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高企的房价已成为城市经济的刚性成本，正在一步步摧毁城市发展的根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正在变得越发失衡，高房价对制造业产生的“挤出效应”越发明显。

　　近期，“华为外迁”事件使深圳市成为舆论焦点。自2015年以来，深圳房价进入“超车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4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上涨63.4%，涨幅领跑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高企也带动企业“地租”普遍抬升，数据显示，2016年3月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7.4%，这已比2014年的高位18%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工业用地成本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数据显示2015年初，深圳厂房类出租屋平均月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然而，高企的房价带来的还不光是租金的压力，同时也将人力资源成本拉上了一个台阶。根据深圳链家地产公布的数据，3月深圳平均租金为72.3元每平方米，同比上涨36.1%。按照社会交易成本理论，职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

　　眼下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不透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制造业所属的企业市场空间会受到一定挤压。租金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叠加，势必会对制造业产生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加之宽松的信贷政策和低利率的环境，会导致资金进一步流向房地产行业，在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同时，还会将其负面影响长期作用于制造业，势必会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阻碍产业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比如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就提到，在楼市火爆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额占到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74%，制造业投资大幅萎缩，同比下降60.4%，占比仅为5%。

　　究其制造业萎缩的根源，正是企业不堪重负，被逼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用“脚”说话。龙岗区统计局指出，受土地资源紧张、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至周边其他城市，截止到2015年三季度末，该区搬迁、转行、停产和清算的工业企业共66家，新增迁入企业仅15家。这些工业外迁，也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2015年，深圳全市的二三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6.2：53.7调整为41.2：58.8。而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完全是自发出现的城市化分工，也不能等同于产业的优化升级，而是高房价逼迫下的制造业萎缩和退出，城市的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在深圳，因为成本高涨而将业务外迁的不只是华为，国际半导体大厂高通也开始讨论将办公室迁往广州，将实验室和工作室搬到东莞；而中兴通讯深圳生产基地的大部分将搬迁至河源；无人机制造企业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著名代工厂商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近期又准备在贵州设厂。深圳企业的外迁，早就已经不再属于广东省“双转移”战略所鼓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是伤筋动骨地触及到深圳过去引以为荣的科技型制造业。房价推高生产成本，不仅使得大批低端制造业倒闭，甚至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不得不离场。而制造业的萎缩，也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在削弱。

　　华为老总任正非认为“低成本、法治、不干预”，是留住实业企业的“软件”环境。而当这种环境被破坏，那么企业也只能被迫选择用离开这种行动。其实，不仅是深圳，国内多个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高成本挤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案例，在城市核心区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商务楼“空洞”。如果一个城市的所有产业最终都变成为地产业主打工，那么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就走入了死胡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搬离城市，这是它们向畸形的城市化发出的吼声。

　　畸形的城市化加了资本过剩，已经显著抬高了城市成本，直接威胁到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多家制造企业用脚投票迁离高成本城市，这是制造业企业对畸形城市化发出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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