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如何破解督查曝出的民间投资短板

　　周子勋

　　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下行压力，一个典型的观察窗口是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虽然政府不断推出重大投资项目，但民间投资放缓不容否认。

　　管理层对民间投资放缓非常重视。进入5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针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现象，国务院派出了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这是国务院首次对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开展专项督查。从调研反馈的信息来看，民间投资“卡脖子”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其中，5月25日至27日，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为组长的第三督查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的实地调研所发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样本。

　　国务院督查组在黑龙江省调研发现，该省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总量仍然偏小、质量不高、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民营企业负担重、人才缺乏、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政府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甚至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了“JQK”式招商的问题。

　　在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黑龙江民间投资发展不力的短板就是全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真实写照。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投资出现较大幅度回落显示中国经济2016年一季度超预期企稳回升背后的真相：实际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投放，搭配大规模由国有企业做主导的基建项目，稳住了不断承压的实体经济。

　　比如，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发力的财政政策，重点集中在大型基建项目上，而基建项目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历来都不是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中国的基建投资主要还是国企主导。

　　民间投资较为集中的制造业领域，面临严峻利润下滑、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整体属于收缩调整期，再加上不断发生的债务违约、破产倒闭的案例，导致可供民间资本投资的价值标的不多。

　　有专家这样总结中国民间投资“没门”的六大“罪状”：一是民间投资倒退在宏观上是“国进民退”的体现；二是结构性问题限制了民间投资；三是政策调整和落地难；四是银行经营问题；五是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六是民间投资自身存在问题。

　　就拿PPP项目落地来说，PPP“落地难”一直是地方政府最头疼的问题。民营企业普遍反映，大量PPP项目是由合同双方磋商，而不是市场化定价，无法保证资金的利得空间。目前，多数PPP项目回报率仅6%，这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

　　许多商业银行在参与过程中也遭遇很多困难，有商业银行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要求我们在项目刚刚开始就承诺授信，而不是意向授信，这对银行来说不太可能，而且风险太大。”另外，由于PPP项目往往是面向全国招标的，但是商业银行不能“跨省”授信。因此，当前PPP项目的资金到位率偏低，更难言大规模落地、拉动经济增长。

　　在一些专家看来，PPP项目能否切实落地是扭转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关键所在，而能否建立合理的PPP投资回报机制，能否推动PPP立法，是调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参与PPP项目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地方招商引资就如同扑克牌中的“JQK”：先把你“J”（勾）进去，再把你“Q”（圈地捆绑）住，最后把你“K”掉。不单是黑龙江出现这一案例，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

　　如此看来，地方招商引资也应以“诚信为本”，反复折腾甚至“与民争利”，得到的可能是能以金钱衡量的所谓经济收益，失去的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政府公信力以及各类企业参与当地投资的积极性。

　　“JQK”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当各地的“硬要素”竞争重要性逐步下降时，包括地方信用环境在内的“软环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从“地方资产”的角度来重视信用环境。

　　过去提到地方资产，大家的认识大都集中在资源、土地、城市基建、企业、开发区、交通、金融等，这都属于地方的“硬资产”。但今后，类似地方信用环境这样的“软资产”将越来越重要，成为吸引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谁不讲信用，谁就在毁坏地方资产。

　　总的来说，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投资对经济的作用正不断强化。这有利于带动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增长，更连接着稳就业、促消费的目标。但是，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是有周期性的，一旦上马就要持续下去，因此确保投资资金及时到位很重要。

　　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更重要的是拉动民间投资。要想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一是出台政策，允许有实力的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通过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市场带来活力，从而让中国经济回到实体经济上面来。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国务院可以考虑建立国家级和省一级的“白名单制度”，让有信誉、有技术、有市场、管理好的民营企业进入这个名单，然后用这个白名单对接金融机构。如果以这种方式操作，信贷的水龙头就可以向民企打开，民营机构的资源问题就可比较好地解决。

　　二是界定产权，对进入的社会资本的产权和利益，一定要有法律保障，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和利益保护，就不会有资本愿意进来。

　　三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包括行业垄断、市场垄断、行业过剩、金融资源配置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国企市场和行业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民间投资前景就难言乐观。

　　（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社评理论部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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