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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调查:瓶颈多 身份难获认同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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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出现了近10年间首次下滑。数据显示,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低5.3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

降低2.1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热情到底高不高?哪些“门”还没对民间资本真正敞开?如何让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更通畅?初夏时节,本报记者分别在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等地进行调查,探访多家民营企业,聚焦“民间投资卡在哪儿”。今天,我们刊发这组报道,期望引起各方关注,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打造公平营商环境,力促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办幼儿园,3年拿不到“准生证”

  一边是很多孩子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请,排队等上两三年才能入园;另一边却是政策的门打不开,办幼儿园提心吊胆,上百万元投资随时可能打水漂

  见到北京某民办幼儿园园长赵女士,她的口气有点生硬:“我不知道在扶持幼教产业方面有哪些政策,反正‘阳光’没照到我身上。”

  “记者证、身份证都没用,除非你扫门上的二维码,证明你是孩子家长。”在幼儿园门口,本报记者比预约时间早到了半小时,被守卫拦在门外。规矩虽不留情面,却让记者感叹这家民办幼儿园管理之规范。幼儿园租的是100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房,聘了20多名员工,房租和人工开支一年投入200多万元。

  可就是这样一家有板眼的民办幼儿园,开张3年,至今仍没拿到“准生证”。赵园长说,这两年北京市对开办新幼儿园的政策以“新社区配套园”为主,原来的街道社区不再做增量规划。由于申请不到“社区配套园”的办学资质,她只好注册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打政策擦边球。她说不少民办幼儿园都没“准生证”,管理部门对此态度暧昧,算是默认。

  “前两年是赔钱的,今年终于能打个平手。现在离秋季招生还剩3个月,已经有几十个孩子预报名,照这架势,明年该有盈利了。”赵园长在山西有名气,办幼儿园得了不少奖。3年来,她一直用山西的2家幼儿园利润养着北京这边。赵园长最担心的就是相关政策变卦,那样前期几百万元的投入就打水漂了。

  赵园长不理解:办幼儿园为啥还要分新小区、老小区?孩子无论住在哪儿,不都得上幼儿园吗?目前北京幼教服务供不应求很突出,即使不考虑流动人员子女,现有的公办幼儿园加上社区配套园,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个政策加剧了供需紧张,好多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请,排队等上两三年才能入园。

  “我们园里有几个孩子家住得远,得坐1个多小时地铁赶过来。家长老问我,什么时候能去他家附近开分园?政府管好教学标准、食品质量、消防这些门槛就行了,为啥要限制幼儿园数量呢?”赵园长说,政策的门打不开,是民间投资的最大风险,叫人一直悬着心,有时做梦都会被吓醒——万一哪天政策收紧,幼儿园被取缔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岂不全白费?

  不仅仅是办幼儿园,其他民办教育也面临着困惑。重庆新鸥鹏教育集团是一家发展20余年的民营教育机构,集团专升本办公室主任何大同说,一些政策不明朗,使许多民间资本对教育投入抱观望态度。比如,如何划分民办教育机构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目前政策没有明确标准,民间资本难以确定投资方向。而且,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也没细分,不同投资规模、不同学生数量、不同教学质量的民办学校都是一个政策标准,缺少激励和处罚机制。

  优惠支持“礼包”不少,但民企享受不了

  好政策往往看得见、吃不着。中央给了一瓶葡萄糖,“卡子”还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门手里,民营企业看到“葡萄糖水”,却不一定能输到养分

  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国家接连出台了好政策,但民企往往看得见、吃不着。

  昆瑜锂业是一家高新科技企业,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今年1月,公司获得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可以低息申请4700万元资金。作为一家民企,公司还须找到2家担保公司为企业担保,担保费率高达2.8%。

  本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不久就能拿到钱了。然而项目获批,贷款申请却没通过。银行说,现在锂电池产能过剩,风险太大不给贷。至今,昆瑜锂业的获批项目都没拿到资金。

  “新能源汽车、化学医药、储能电池等很多新兴产业都要用到锂,金属锂业市场需求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怎么就产能过剩了?而且,我们在国内金属锂深加工行业是技术最领先的企业,银行能不能对行业、企业多些了解再下结论?”昆瑜总经理程飞愤愤不平。

  即使申请到了资金,民企烦恼远未结束。今年1月,安碧捷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到1.92亿元专项建设基金,前3个月用了800万元,剩下的1亿多元却砸在手里花不出去。

  “现在资金使用章程变了,每次用款都须经地方政府签字,他们不签,钱就不能用,没法根据企业自身需求支配资金。”董事长何长波说,最近企业需要采购一批设备,就面临没钱付款的窘境。可是钱趴在账上,花不花都要付利息,宝贵的资金变成“烫手的山芋”。

  政策虽好,但严文苛规太多,难以适应企业多样化发展需求。华森制药集团计划新建一个药品生产基地,项目通过后获得3000万元额度资金。但一深谈条件,问题就来了。银行提出,必须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企业再用厂房做反担保。而且资金以股权方式进入,按照3亿元注册资本金来算,占项目10%的股份。

  “我们之前已经从市场上找到一些投资者,他们的认购价格是银行入股价格的数倍。如果同意银行的条件,对其他股东是不公平的,但不同意就得不到资金。”华森制药董事长游洪涛说,最后集团不得不放弃了申请。

  “现在大礼包不少,但民营企业难接住。这就好比中央给了一瓶葡萄糖,‘卡子’还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门手里,民营企业看到了‘葡萄糖水’,却不一定能输到养分。”一位民营企业家无奈地对记者说。

  “养老产业投资周期长,加之目前养老市场还在培育,企业运营压力很大。”合众人寿不动产投资事业部负责投资管理的王晓霞告诉记者,养老产业是公司的投资重点,他们已在武汉、沈阳、南宁、合肥、济南投资5个养老社区,目前武汉的项目投入运营,示范效果明显。

  王晓霞坦言,地方和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在土地、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养老机构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享受对象多限于政府办养老机构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民间养老机构能享受到的很少。如果政策红利不能兑现,就会影响民企的投资信心。还有,现行的医保报销政策,对异地养老形成障碍。政策问题不解决,也会制约民间养老机构发展。

  民企身份难获认同,明里暗里歧视政策多

  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看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转了一圈最终民间资本还是被挤出局

  环保项目投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多,虽然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貌似欢迎,但过多的限制条件,以及明里暗里的歧视政策,阻碍了民营资本投向环保产业的步伐。

  一位环保民营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去年,东部某县一个10万吨供水项目招标中,很多参与投标企业被问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不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的招商公告中,也标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些或明或暗的歧视,让大部分准备参与的非国有企业都退出了竞争,最终由一家国企中标。

  一些民企反映,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看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旋转门”最终将民间资本挤出去。比如,一个环保项目的招投标准备,往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企业需要进行前期考察、论证、测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一开始就不能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哪个民营企业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更让民企感到无语的是,有的政府部门甚至干脆以公文的形式,推荐国有企业参与环保项目招投标。去年11月,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发函,初步确定在100个县(市、区)开展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协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予以长期低息金融贷款支持。同时,组织号称“有积极性、有经验和技术”的中车集团山东华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北控水务集团等3家大型国企参与,直接把民营企业“关”在了门外。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村庄污水处理率仅为7%,跟城镇99.1%的污水处理率差距很大,预计2017年农村污水处理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00亿元。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是一块短板,民企普遍看好这片“蓝海”。“企业参与项目是否有基础、有实力,应该交给市场去判断,而不是政府做决定,上来就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民企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民企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市场预期不稳定,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意愿降低。再加上一些“玻璃门”和“弹簧门”,使民间资本可投资的领域“缩水”。

  有些盈利前景好的行业和项目,其投资基本由政府包揽,经营多为行业垄断,对于民间资本,或是政府有严格的准入管制,或是存在较高的资本门槛及苛刻的技术限制,对第三产业的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一个备案要盖十几个公章,时间拖上一年之久

  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税源,要求参加招投标项目的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公司。聘请人员、租用场地等开办经费,大大增加了民企的运营成本

  “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在当地必须有分公司,我们在江苏南京已经有了分公司,但人家不认,非得在无锡注册新的分公司,才具备参与招投标的资格。”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赵笠钧介绍,仅注册无锡分公司,就花费了近一个月,终于赶在项目开标前完成了注册分公司的任务。

  博天是国内领先的生态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从2015年起,该集团就开始跟踪无锡东亭污水处理厂项目,但在招投标过程中,因为外来企业的身份,撞上了一道道门槛。

  “我这已经算很顺利了,有些项目是拿到招投标文件后,当地才提出要办理备案或注册分公司,时间上更紧。”赵笠钧说,在一些地方,一个备案往往要盖十几个政府部门的公章,办得顺利也要俩月,有的甚至要拖一年之久。此外,有些部门还会设定一些与项目无关的指标,要求企业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办公场所达到一定面积等。

  目前,博天环境在全国设立了58个分支机构,其中不少分公司都是为了满足招投标项目的“硬杠杠”设立的。“设立公司就要有办公地点,要聘请相关人员、租用场所、支出办公经费,还要缴纳各种相关税费,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营成本。”赵笠钧说。

  其实,企业设不设分公司,与能否顺利推进项目关系并不大。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以分公司名义参与地方重大项目,税费就交在本地;而以总公司名义参与,税费就会交在企业总部所在地。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税源,往往会提出设立分公司的要求。

  不仅是环保企业面临上述投资窘境,一些互联网创新企业也有同样的遭遇。北京一家网络约车企业负责人表示,不少地方要求,网络约车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否则不能开展业务。“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想在200个城市提供约车服务,就得设200个机构。网络约车最大的优势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要设那么多分支机构,这种商业模式就会死掉。”该负责人说。

  一些民企反映,国家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但在环保领域,财政补贴还是主要方式,一个项目先要到发改委立项,之后才能拿到财政部的补贴资金,而补贴资金给谁,地方政府说了算,结果是大家都在拼命要项目、要钱,无法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目前,全国一年的市政污水处理量为400多亿立方米,建设这些污水处理设施,总投资要几千亿元。即使财政只补贴30%,也是近千亿元的盘子。如果将这些钱拿来直接购买服务,就能为社会资本腾出更大的投资空间。

  专家认为,鼓励民间投资,要在改善企业投资能力、意愿和拓展领域方面下功夫。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投资条例、特许经营条例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梳理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协同推动各部门简化和下放审批权限,打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记者 曲哲涵 欧阳洁 吴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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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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