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建议将中西部高速公路债务置换到中央

　　摘要：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建立了这么多高速公路，我认为这些高速公路的债最好划到中央政府的债上来，腾出的债务余额，让地方政府解决县乡村的公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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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

　　要点：

　　1、支出责任和财力不匹配，是当前所有财政问题存在的重要根源。

　　2、我建议把中西部高速公路的债务置换到中央政府来。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对于那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它没有车流量，是不可能还债的。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建立了这么多高速公路，我认为这些高速公路的债最好划到中央政府的债上来，腾出的债务余额，让地方政府解决县乡村的公路问题。

　　3.改善VC/PE的税收政策，远比设几千亿的政府投资基金更有用。

　　发言实录：

　　昨天听了财政部和审计署所做的两个报告，廖晓军同志也代表财经委提了对这两个报告的审查意见，我都同意。

　　财政部去年非常认真地贯彻实施预算法，在细化预算编制、压缩代编预算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等等，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能够做的事情做了很大的改进。

　　审计署能够非常客观求实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计，着重于揭示重大风险隐患，反映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的问题，对于促进财政预算的规范化和推进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也同意财经委对2015年中央预算和审计报告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下面就这两个报告和当前的财政工作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落实支出责任和财力相匹配的改革。支出责任和财力不匹配，是当前所有财政问题存在的重要根源。审计报告当中提出的预算安排统筹协调不到位的问题当中，预算分配与项目确定不衔接，预算分配与专项规划衔接不够，预算分配与制度规定衔接不够，几本预算划分不够清晰，我认为这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根子都在于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和财力没有划分得非常清晰，因而就不能改变专项转移支付小、乱、散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事权划分不清楚，专项转移支付太多，很多预算是难以事前落实的。

　　最近，中央要公布党内的问责条例，如果我们不把支出责任和财力划分清楚，责任不清，就难以追责，因而我认为，要想提高财政预算的精确度，要落实各项工作的责任，加快支出责任和财力的划分，是我们财政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要正确引导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问题。确实，现在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变相举债的现象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有效禁止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压力，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任务和它的财力是不匹配的。

　　民生责任、稳定责任、发展责任都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所以在现在的考核机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力和任务的矛盾，迫使它不得不去做各种各样的违规的事情。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希望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做一次绩效评估，有一些地方政府举债做的事情太过超前了，一些太过超前的事情必须停下来，而且一些太过超前的事情往往是占用资金很大的事情，如果把这些事情停下来，对短期之内解决民生问题有效果的事情，给它更大的发债余地，有利于解决当前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当中的一些矛盾。

　　我建议把中西部高速公路的债务置换到中央政府来。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对于那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它没有车流量，是不可能还债的。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建立了这么多高速公路，我认为这些高速公路的债最好划到中央政府的债上来，腾出的债务余额，让地方政府解决县乡村的公路问题。真正对老百姓有作用的是县乡村的道路的硬化。

　　二是要切实落实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让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真正敢于进入到政府希望进到的领域当中来。政府应该是最有信誉的，一诺千金是政府得到民心的最重要的保证，而不负责任地对待民企，是民企不敢投资的最重要原因。

　　民法通则要从根本上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利，没有每个公民的财产权利，就没有法治基础。所以，要想解决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问题，一是要调整地方政府的事权，把它的债务结构进行调整，二是真正把民营资本引进来，在制度上、在财产保护上，让民营企业真正放心。

　　一季度民营企业投资断崖式下降，是非常不好的信号，中央也很着急，国务院也很着急，派了调查组去调查，我认为那些原因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善待民营企业，确保其财产安全，让他放心地和政府合作，共同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结构化改革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财政赤字的容忍度。尽管今年已经把财政赤字提到了3%，但是面对现在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我们国家转型的三期叠加的局面，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已经用到了极致，不可以再货币宽松了，货币宽松只能是放水。

　　中央提出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全球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各国都把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而不在经济结构上下工夫，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搞结构性改革，就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想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要优胜劣汰。我们去产能、去僵尸企业，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债务的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债务的问题、资产的问题都好处置，它有价格，但是人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安置的话，一个竞争失败的企业是难以市场出清的，所以我们要解决好人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不能市场出清，不能让职工离开减员增效，就因为社会政策托底还做得不好，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不能完全做到让这些离开的职工有好的安置，也还没有做到我们能够放开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吸纳这些从失败的企业当中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在社会保障上下工夫。我建议，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全国统筹养老保险今年和明年还不能实行的时候，应该在缴费上从增量加大全国统筹的比重，解决重点地区养老保险有缺口和失业保险金不够用的问题。

　　现在拖全国后腿的是东三省和中西部资源大省，那些地方的养老金是有巨大缺口的，建议加大统筹比重，弥补这些地区养老金的缺口，还可以用国有股权划拨的方式和财政发债补现金流缺口。划拨国有资产，光把股权划过去了，你不能都卖了，它的现金流是有限的，所以解决现金流问题还要靠中央政府发国债。

　　在这个同时，我们应该降低企业社会险缴费率，现在全国企业缴费最高的是20%，最低的是13%，如果我们能够把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统一降到15%，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

　　我们提出“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最大的成本是人员的社会保险成本，如果我们能够降低养老保险全国的缴费水平，统一全国的缴费水平，有利于劳动力的全国流动，能够降低企业的负担，能够让企业更加有活力，这样也能够启动十三亿人口消费市场。

　　第四，我们要减少政府投资基金，着力清理投资环境，切实为企业减负，激发企业投资的活力。刚才尹中卿委员谈到了政府投资基金的问题，从审计署去年和今年的报告都可以看出政府投资基金的效率是不高的。这次中央的政府基金结存未用的是1082亿，占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30%，也就是说中央有3000多亿。我从报纸上看，全国大概有8000多亿的政府投资基金。其实，投资该投到什么地方去，社会是非常清楚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很多企业老板都说，你不用扶持我，你不用帮我，你就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不做不该做的事情，我把你让我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几十年的粮食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民营企业的善待，换来了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现在如果还想在困难的时期保持我们经济的平稳过渡，必须给民营资本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VC/PE是帮助企业成长的投资基金，他不在意政府有多少引导资金去引导他去，他希望的是规范税收问题。VC/PE就是一个资金的集合，在这个环节上不要征税，要盈亏相抵，最后得到利润分到投资人手里，你再征税去。

　　在项目环节VC/PE已经交了各种税了，十个项目，失败九个项目，赢了一个项目，最后有了利润，分下去，投资人会去交税，没有税收流失掉。现在对高科技投资公司的政策是亏损可以抵扣原始投资的75%，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VC、PE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

　　我认为，改善VC/PE的税收政策，远比设几千亿的政府投资基金更有用。我们的税收上老是短视，老觉得一个VC、一个PE的存活期是七年到十年，最短是五年，五年以后才征税，好像有点等不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长期投资，实业怎么增长呢？我们能够拿出8000亿做政府投资基金，为什么不能有8000亿的税收优惠呢？对于当前的社会投资来说，清理税收政策远比设立政府基金效率要好。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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