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图。
下之爱上，是期望获得“上”的恩赐和仁慈，大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小到一官之私，一俸之恩，倘得不到这种自认为理应得到、且理应马上得到的“爱的回报”，则这种爱很容易化作一种幽怨、委屈，甚至由爱而生的恨。
和许多习惯性思维所显示的相反，中国人是非常喜欢“说爱”的，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面对“问仁”的弟子樊迟，劈头吼出“爱人”二字，而他的隔代弟子孟子则进一步明确这一概念，在《孟子﹒离娄上》中大书曰“仁者爱人”。
中国人具有传统的“家国”概念，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这种对“人”的爱，小则为对个人、对家人，大而化之，则是对国对民。 《礼记.乐记》中说得清楚，“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矣”。
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成书年代离《论语》、《孟子》不远，但“爱”的源头已从普通的“士”变成了帝王将相，“爱”的目的也“升华”为“治民”，然而在中国人传统理念中，小而家，大而国，不过是圆心重合、半径不同的一个个同心圆，说到底是一以贯之的概念。
书法《修齐治平》。
这种将“爱”和“仁”、“爱”和“人”，以及“爱”和“家国”相互挂钩、彼此纠缠不分的“中国式的爱”，无疑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比如深沉（爱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做人态度）、崇高（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被拔高到“世界观”、“人生观”的“大框架”下）、执着（贯穿始终）和普遍适用（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等等，自古至今，这种上至君国、下至床箦的“中国式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家庭和人伦道德的有效“黏合剂”，起到了不少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中国式的爱”同样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极端的因果目的性。
所谓“极端的因果目的性”，是指“中国式的爱”不仅意在获得“爱的回报”，而且这种目的十分现实、直白，“反射弧”非常之短。
下之爱上，是期望获得“上”的恩赐和仁慈，大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小到一官之私，一俸之恩，倘得不到这种自认为理应得到、且理应马上得到的“爱的回报”，则这种爱很容易化作一种幽怨、委屈，甚至由爱而生的恨。
信陵君被祖国猜嫌、抛弃后赌气不愿“海归”，屈原被“投冷”后将万千“情绪”化作千古怨歌，白起一度被罢免兵权后怨声载道、死活不肯重新带兵伐赵……考了一辈子科举、暮年才援例被赏了个贡生的蒲松龄，一部《聊斋志异》充斥着“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的幽怨。
蒲松龄像。
有时这种“期望回报的爱”在求之不得时，会转变成一种可怕的恨，可怕的破坏力。
南唐进士樊若水屡次向南唐后主李煜献策，李煜不能用，便愤而投宋，献浮桥渡江之计，一举倾覆了生之养之的父母之邦。
从小自负且被家族寄托厚望的洪秀全屡考屡挫，四次科举竟中不得最低级的功名——秀才，精神病发作后愤而撂下句“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的狠话，日后掀起了前后十四年、纵横十八省的太平天国运动，并真的“开科取士”，以每年四个状元的速度“稳产高产”了一大批“山寨功名”。
这种“中国式的爱”往往伴生着一种“财产归属感”，即要么将爱的对象视作“我的人”，要么因为自己的爱，而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视作“被爱者的人”。君之于臣、父母之于子女固然如此，反过来又何尝不同样如此？
正因为这种“财产归属感”在“中国式的爱”中往往被视作理所当然，一句“我这是为你好”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许多匪夷所思的言行包装成理所当然，“二十四孝”等掌故中诸如割股疗亲、杀子报父、休妻谢母之类今天看上去简直岂有此理的故事，在这种“爱的逻辑”下不惟说得通，简直是必须如此、只能如此——我爱你，你为我牺牲什么，不都是应该的么？
这种“财产归属感”当然不止于上对下，理论上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战国时平原君爱妾无意中嘲笑门客，门客会理直气壮地向平原君索要爱妾人头，不给就“罢工”——“我既然这么爱你，你难道不该为我的爱付出你的一切么”。
当然，强者终究是强者，千百年来他们绞尽脑汁，为这种“反向作用”不动声色地添加了一道道“制动阀”，以免“爱的意外”祸及自身。
因为“爱”被赋予了“归属”的属性，那么一旦“归属”可能生变，“爱的抚慰”就可能瞬间变为“恨的毁灭”：梁元帝萧绎在失败前焚毁自己最钟爱的万卷藏书，唐太宗李世民临终之际要看着《兰亭序》等苦心搜集的艺术珍品付之一炬，是惟恐“爱的失去”所作的“恨的毁灭”。
明代的崇祯、清代无数战乱中的地方末员乃至普通绅士城破时先杀妻儿家人，对方哀恳高抬贵手还要怒叱，又何尝不是这种“我爱你就当然应该能够支配你、替你做主”的逻辑作祟？至于明太祖朱元璋对“爱而求之不得”的天下人才悍然下达一道“寰宇士大夫不为君用者诛之”的诏书，则将这种“爱的垄断”，升华到了蛮不讲理的层面。
应该说，这种“极端式的爱”其实也并非中国社会所独有，希腊神话中，美狄亚被爱人伊阿宋背叛，由爱生恨，就曾亲手毁灭了爱人、情敌、自己，以及昔日爱的结晶——两人的子女，但这种“极端式的爱”在大多数文明的传说中都是另类的、小众的，而唯独在中国，“中国式的爱”作为社会道德程式的一部分，千百年来被视作理所当然。
这种“中国式的爱”说到底是求回报的，即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或干脆说“爱有爱报”，且如前所言“反射弧极短”，“上天言好事”是为了“回宫降吉祥”，“来世之报”固然也讲，却远不如“现世之报”来得生动、诱人。
在我看来，并不能将这种“中国式爱的逻辑”一味归咎于儒家思想，因为事实上墨家的“敬天事鬼”，甚至道家的“修仙炼丹”，又何尝不是在望“爱的回报”——且更多是现世之报？
今天的中国社会尽管日新月异，这种“中国式的爱”、以及与之伴生的“爱的逻辑”却依然大有市场。
一些人以“我爱你们”为由，为自己各种不受欢迎的措施涂抹上理所当然的“正统之色”，而某些满口“爱”的“正义之事”，又何尝不是借“爱”之名，掩盖其“爱而望报”这“皮袍下的小”？
至于父母以“这是为你们好”为由，肆意干涉子女生活、工作、婚恋等等（当然，也有反向的例子，但道理是一样的），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时代在变，这种“中国式的爱”也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或许，先把“爱的必答题”去掉所谓“标准答案”，变成一道“选答题”、“多答案题”和“开放式答题”，把“爱”和“归属”、“爱”和“回报”剥离开，更多用现代契约、法制精神去约定形形色色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关系，“中国式的爱”才能真正获得现代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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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加拿大环球华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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