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中国10万亿PPP项目需求 真正落地只有1万亿

　　搜狐财经讯：7月30日，2016上海新金融年会暨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在上海隆重召开。本届峰会汇集了多位国内外监管层代表、学界专家和商业领袖，就普惠金融2.0、P2P网络借贷的风险防范、农村金融的普惠新模式等热点话题展开了讨论。

　　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两天前正式接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的理事长，在今天的峰会上，他以理事长身份就“基础设施金融的普惠性”话题进行演讲。

　　姜建清表示，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下行较快是当前中国经济比较突出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落实普惠金融的应急任务，也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建投资大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之前，中国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而从二战结束至上世纪80年代，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都由政府主导，随着投资规模、需求的增长、政府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姜建清认为，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将一些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采取PPP模式较为可行。

　　不过目前PPP模式在中国的运用并不发达，10万亿人民币的初步需求真正落地的项目只有1万亿，各种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他建议政府通过政策、顶层设计，健全金融法律，简化政府审批流程，公布PPP项目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包括权责认证、激励监管、收益风险共担、私营部门退出等方面的一整套机制、体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创新必须进一步增强，通过境内外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政府财政基金、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等方式，积极推进，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工具，鼓励投贷联动，以投促贷，利用股权+债权的模式，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以下为姜建清演讲实录：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周期性的影响、结构性的问题叠加，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呈现L型的走势。中国经济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下行快，尤其民间投资。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我们通过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金融机构旅行社会责任、落实普惠金融的应机业务，也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怎么样从金融的视角看基础设施建设？我谈两点。

　　第一，基础设施具有带动效应，是当前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

　　当前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后金融危机时期的阴影，复苏缓慢、而且不均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出于地位，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复苏。英国脱欧后的效应还在持续发酵，新兴经济体增速结构性放缓，周期性的放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开展多边经济合作，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并保持活力的重要推动因素。参加国际许许多多的金融、或者其他方面的会议，无不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麦肯锡的报告，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建投资大约1万亿美元。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之前，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持续进程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需要新建。已有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改造、升级。前不久中国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宣布，未来三年中国将在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投资建设300多个项目，涉及投资总额约4.7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供给的效应，也有需求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可以扩大有效需求，伴随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能够有效带动下游企业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投资支出对GDP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同年产出水平将提高约0.4%，4年后，约提高1.5%，另一方面，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可以扩大有效供给，投资增长设施完善，提供便利的交通、配套条件，才能吸引投资、扩大生产、改善民生、降低成本、实现普惠。

　　1980-2015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910亿增加到了55.2万亿元，增长了605倍。增速最高的是1993年，达到了61.8%，最低是1999年，5.1，年平均名义增长17.3%。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1980年的558亿元，增加到了13.13万亿元，名义增长了234倍，特别是大中型项目的基建投资规模，不断上升，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增长后劲，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扩大有效供给，从而给实体经济的调整升级创造条件。

　　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对改善民生、提高福利起到作用。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础设施的受益者。因而在基础设施项目选择、秩序安排中要争取社会福利最大化、受益群体最大化、受益时间的最久化。除灾害性的补偿、公共性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外，要努力实现必需的基础设施及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应该体现在这些领域。对一般的公共设施建设，要注意成本、考虑货币时间价值、要进行投资的折现值比较。

　　目前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造成各国政府投资能力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建、更新，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作为优先建设领域，得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契合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也是一项互惠互利、合作供应的举措。中国可以区别情况，运用好政策性、商业性的金融工具，促进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产业合作。

　　第二部分，金融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多年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一直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的支持。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业的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1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当年新增贷款1.82万亿，占新增贷款比重21.5%，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水利等领域，基本实现了对重点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因为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能够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福利，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都是由政府主导。政府承担了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全部风险。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需求、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主导性的投资进一步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对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巨额的投入需求，仅靠政府投资或开发性金融机构，都无法满足。

　　因此，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将一些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采取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经营转让模式EOT的模式，越来越多被许多国家使用。从全球情况看，经济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政策越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占比，就越高。在发达国家，私营部门投资占比一般超过50%。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低于30%。

　　中国目前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积极性都不高。原因有多样，如项目投资回报率低、对合同履约风险的担忧、国际市场的汇率风险、创新程度不高等等。目前中国PPP项目的初步需求，达10万亿元人民币，但真正落地的项目仅1万亿，中国储蓄率高，资金充沛，但各类信用机构普遍感受项目资源多，可见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急需疏通。疏导资金投向、调整资产结构，给快速增长的负债找到合适的资产配置，是金融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投资期限较长、安全性和收益率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会成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而开辟更广阔的投融资领域。

　　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的缺口。需要有更多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同时，也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支持。政府通过政策、顶层设计，健全金融法律，要保持政策公平、透明和连续性，提高政府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效益，简化审批流程，制定投资计划，公布PPP项目库，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包括权责认证、激励监管、收益风险共担、私营部门退出等方面的一整套机制、体制。

　　基础设施建设，是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力的重要领域，要着力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普遍存在的经济效益不高、投资条件不全、商业吸引力不强的痛点。可以通过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开发基金等，弥补权益性资本的不足。通过设立担保基金、夹层融资基金、政策性保险公司等，来管制融资风险，通过出台减税、贴息等政策，降低经营、财务成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采购、长期包销等机制，保障经济回报稳定性，提高长期潜在收益，给犹豫不决的民间投资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资金池，提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吸引力，促使民间投资率迅速提升。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创新，必须进一步增强，加强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信息交流、资源互补、收益分享、风险共担，构建多元化融资机制，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制。通过境内外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政府财政基金、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等方式，积极推进，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发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工具，鼓励投贷联动，以投促贷，利用股权+债权的模式，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探索家族基金、并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等业务创新，鼓励民间资本、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基金、信托资管等机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商业性基金共同参与，发挥金融业的资金、人才、信息优势。提供金融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提供可行性融资方案及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发掘基建投资机会、评估风险、配置资源，提供决策支持。

　　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其资金来源也可以有公共性，可通过商业化融资模式创新，向社会发行长期债券，动员更多的私人及私人部门的资金参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全过程要加强透明度披露。通过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实现长短息资产负债的合理匹配，加快股权回购保障，完善项目退出机制。还要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征信评级、担保、市场交易、法律法规等体系，鼓励债权人充分参与到项目咨询、决策、设计、施工、融资各个环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后管理，提高基础设施金融的风险评估，决策和管理能力。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要避免论证不足、盲目决策、既要承担经营、财务、价格、利率、汇率、经济波动等市场风险，跨境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者，甚至还可能遭受政局动荡、政策法律、文化差异、劳工环保等风险。因此，要统筹设计好项目的法律架构，税务策划，投融资方案，风险分担机制，建设运营维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