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神秘的“2012实验室”

　　[摘要] 2016年，华为总部所在的深圳市，亦计划斥巨资建立10所基础研究所，以弥补深圳没有“大院大所”、90%的创新研究由企业承担的短板。基础研究的急迫性，已经到了必须要政企并进的时刻。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广州 　　“华为法国数学研究所和法国美学研究所都属 于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则是华为‘2012实验室’项目中的16家研究所之一。”华为方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6月14日，华为宣布法国数学研究所成立—在“华为热”之时，舆论的关注在于，华为总裁任正非是不是下了一步闲棋以备遥远未来的不时之需？ 　　就在半个月前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刚刚因为演讲中的“迷茫”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讨论。“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两件事似是相互呼应，但事实上，数学已经为华为在欧洲市场长驱直入立功多年。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如今已成科技巨头的华为自1999年开始，就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巨大，多方布局。 　　2012年，一篇名为《任正非答“2012实验室”科学家16问》的座谈纪要在网上流传，其中，任正非表示：“未来的价值点，（现在）还是个假设体系……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一救，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就）押对宝了。” 　　“我也有危机感和恐惧感，所以我们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终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一个正确平衡之路。”任正非在书中说道。 　　“2012实验室”的名字来自电影《2012》。任正非认为，未来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要想在未来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构造自己的“诺亚方舟”。 　　在《答科学家16问》中，任正非还明确表示，“华为公司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不在物理界面。” 　　2016年，华为总部所在的深圳市，亦计划斥巨资建立10所基础研究所，以弥补深圳没有“大院大所”、90%的创新研究由企业承担的短板。 　　基础研究的急迫性，已经到了必须要政企并进的时刻。 　　“欧洲研究所”研究人员超800名 　　从任正非在2012年《答科学家16问》中的态度看，任正非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是一场赌博。 　　如今，华为在不确定性中尽力对未来下注的表态并无变化。 　　“华为已经走入‘无人区’，没有引路者，也没有跟随者，而且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华为常务董事、战略Marketing总裁徐文伟在法国数学研究所成立当天表示。 　　华为方面向时代周报提供的资料显示，属于“2012实验室”的16家研究所，有8家位于国内，另外8家则位于国外。此次新成立的法国数学研究所属于“欧洲研究所”，这一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总部设在慕尼黑，在德国柏林、达姆施塔特、纽伦堡等地设有研发办公地点，截至2014年已拥有超过820名研究人员。2012实验室总裁，是1997年进入华为的李英涛，他曾任瑞典研究所所长。 　　在华为内部，欧洲研究所被称为“独一无二”的研究所，原因包括：它是华为两大数学中心之一，拥有5G研究的重量级团队，并拥有公司美学色彩和设计风格的能力中心等一系列优势。 　　显然，沿着“优势在于数理逻辑而不在材料研究”的思路布局，华为非常重视数学。 　　华为方面解释了为何在俄罗斯和法国设立研究所：就全球来说，这两国的数学实力分别是第一和第二，拥有众多获得“数学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数学家。 　　2014年，华为通过技术合作在欧洲的投资大约是6000万欧元，与超过100所欧洲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与超过160位欧洲学者专家、120多个学术机构合作，新资助70多个研究项目。仅在德国，就与1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了34个项目的研发合作，投入2000万美元。 　　华为俄罗斯研究所独立于欧洲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至2015年2月，研究所的规模从起初成立时的3人发展为100多人—其中的俄罗斯数学研究所，更早在1999年就成立。俄罗斯研究所包括7个“能力中心”，以此集结当地的基本算法领域人才。这7个能力中心分别是：非线性能力中心、算法工程化能力中心、最优化能力中心、信道编译码能力中心、信源编解码能力中心、大数据分析能力中心、并行编程能力中心。 　　成立于2008年底的加拿大研究所，即5G核心竞争力研究中心，分布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滑铁卢四个城市，拥有400多名研究人员。 　　“诺亚方舟实验室”则设立在香港科学园，面积超过700平方米，目标是实现“从大数据到大智慧”的远景，主要围绕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展开研究，包括有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检索部门、规模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部门、社交媒体和移动智能部门、人机交互系统部门和机器学习理论部门。 　　此外，日本研究所从事材料研究，印度研究所则专注软件交付。 　　华为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华为研发投入为596亿元人民币，占2015年销售收入的15.1%，近十年来，华为已经在研发方面投入了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 　　对标：思科、三星、苹果 　　华为如此投入研发，它对标的是谁？ 　　华为方面给出的说法是：在企业领域地标思科，在消费领域对标三星和苹果。 　　名单里不再有爱立信。 　　2014年，华为以310亿美元的总营收微超爱立信的293亿美元营收，成为通信设备行业（运营商业务）的全球第一，之后通过21.4%的增长，到2015年末，华为以358亿美元的总量与爱立信的294亿美元拉开距离。 　　据公开资料，在2015年IEEE发布的全球专利实力排名中，在通信和互联网设备领域，华为以365的专利指数排名第12，爱立信以1297指数排名第4，阿尔卡特-朗讯以469的指数排名第11。同样，在2015美国专利服务机构（IFIClaims）发布的2015年度美国专利授权量排名中，华为以800件的数量排名第44位（这是华为第二次进入TOP50的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思科以960件名列第36位，而爱立信以1407件名列第20位。 　　从数量上看，华为与它先后对标的几个巨头已无差距。 　　但任正非显然知道数量只是数量，于是他又找上了更大的巨头作为“假想敌”—而敌人是促使人进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2016年5月题为《苹果太保守，华为敢投资可以超越》的座谈会纪要中，任正非透露了华为投资基础研究的思路：“华为（现在）实际还是工程商人，即使在创新这个层面，其实还是工程领域的创新，而不是技术理论领域在创新……华为更多强调的应该是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走后发制人的道路，准备好‘浅滩捡鱼’。”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一向喜欢毛泽东时代直白的表达方式。 　　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发现，曾有国企领导问任正非，华为是如何打进欧洲的？任正非的回答是，靠技术领先和产品领先，“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数学研究在产品研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3G、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的建设成本，也很环保。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即依靠通信制式融合背后极为复杂的数学运算。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在以上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算法贡献。 　　3月11日，科技部部长万钢现场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俄高科技合作，他特别强调自己专门去过华为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 　　基础研究“深水区”的政企分工 　　华为宣布成立法国数学研究所一个月后的7月14日，深圳市长许勤会见了数学家、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得主、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丘成桐。 　　许勤会见丘成桐，显然并非仅仅是礼貌性地接待著名学者，而有着明确的目标。 　　许勤在会见中表示，深圳高度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将不断加大投入，大力支持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在深发展，期待与丘成桐及其团队加强合作，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撑。 　　许勤还表示，深圳缺乏大院大所，希望通过机制的创新，建立开放式的基础研究所，吸引全球的优秀团队。时代周报记者获悉，深圳市正在筹建10个基础研究所。 　　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10个基础研究所，深圳市已经在做方案，并且有部分研究所已经成立：比如说数学、神经、细胞诊断治疗基础研究所。 　　在深圳市的方案里，不是所有研究所都依托与高校合作，特别是数学，深圳市与华为一样选择了国际化的操作思路。“有的（研究所）是从零开始的，比如数学研究所，国内没有很强的科研单位，但我们可以新组建一个。”陆健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陆健以华为为例，解释了“政府与企业在创新研究上的分工”：数学引领科学，数学强，自然科学就强，“这些实际上是政府来掏钱的”。华为有数学研究所，但他们是把数学研究用在通讯模式上，比如什么样的新网络适用于中国，这需要在拓扑学上做运算，而拓扑学高深的分析就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政府建数学研究所，则并不仅仅用在通信技术上，“比如说，我们用新的数学研究解决交通问题”。 　　深圳为什么在现阶段建数学研究所？陆健解释：“这说明深圳考虑的已经跳出当前的产业问题，一是考虑在国家战略层面多做些贡献，政府已经考虑了十年以外的事—这些基础研究所没有5年是建不成的，人引进来都会花很长时间。” 　　陆健表示，深圳市是在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公共投入属性上进行投资的。“任正非讲的政府不用创新，但他所讲的，主要是技术创新。基础创新、知识领域的创新，这部分的创新成果要给社会共享—这部分企业不会愿意做，那么在政府企业（就要）分工，知识创新多半交给政府。” 　　（时代周报记者黄昌成、吴筱羽、实习生邢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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