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的产业低端的问题、高端的问题，这些都是伪命题。高端人口进去之后，要不要低端人口进去服务？很多学者睁眼说瞎话，提出了对低端产业的排斥，其实低端产业和城市生命本身息息相关。
最近很多城市都提出了控制人口，具体有两类城市：一类是外来人口太多，需要控制规模；另外一类是中小城市想放大自己的规模。这是两种极端。回顾一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控制人口，但是没有一个城市人口控制住了。
这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8月27日举行的“2016崇礼（夏季）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作出的表述。
李铁认为，一些城市提出控制人口规模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和现状。比如，兰州一个250万人口的主城区，居然辐射到38公里之外的新城区，这未必符合规律。这是中小城市不顾实际情况追求放大规模的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很多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都市，并没有更好的利用周边资源来疏解城市人口，反而采取了控制人口的方式，这也是李铁反对和批判的。比如北京的城市病、堵车等问题基本都集中在五环内——北京五环内66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居住着1050万人口，可是为什么把五环内所存在的问题放大到11800平方公里的辖区之内？既然提出了控制人口政策，应该是控制五环内的人口进驻，不能控制辖区内的人口进驻。
中国的城市概念严格意义上讲是辖区、行政区的含义，而不是单纯的城市。
在中国往往更多的通过行政力量，把资源人为的划分到过大的行政区。这里面最深的含义是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任何一个高等级的政府都可以通过主观因素把所在的行政区资源放大，人口规模放大，等级水平提高。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对于资源的占有，也严格限制了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看土地指标去哪就知道哪一个城市发展，但这个城市发展快了，不等于利润效率高。李铁指出，如果继续按照行政思维方式把某一点放大，就可能投资失败，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形成大量烂尾楼。
此外，城市把辖区公共福利、政府补贴补助，甚至升学待遇等，作为利益固化在原有户籍人口之间，许多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这些福利，像上述北京这样的控制人口政策，已经不是规划问题，而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行政力量导致资源向高等级的政府集中，公共利益分配又维护了既有利益，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大城市辖区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极其薄弱，没有有效的实现城市功能的疏解，没有在中小城市之间建立有效的交通联系，也没有形成未来大片区不同功能、不同特点、不同特色的中小城市和产业打造都市圈的规模效应。
李铁还表示，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的产业低端的问题、高端的问题，这些都是伪命题。高端人口进去之后，要不要低端人口进去服务？很多学者睁眼说瞎话，提出了对低端产业的排斥，其实低端产业和城市生命本身息息相关。
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单一的追求把城市做大不是理想的发展路径。会带来无限的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带来空间过大、人口过多一系列城市病。
李铁认为，中小城市发展可以因地制宜。比如，京津冀中的两大城市北京和天津人口加起来4000万，辐射了1200万人口。如果把中国整体比喻为中高收入国家，那么北京就相当于发达国家，在北京已经走到高收入的今天，服务业外溢的情况是，有2000多万人口的消费要选择周边具有丰富自然景观的地方进行服务业的消费，观光旅游、参与式旅游、休闲度假、运动式旅游、会议经济等都是北京周边小城市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
李铁举例说，冬奥会联合举办地崇礼是以旅游、休闲、度假为基础的长期生态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当崇礼资源聚集达到饱和的时候，要允许它向周边的城市发展，而且周边城市发展都要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旦冬奥会带动了整个崇礼冰雪产业、夏季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会沿着北京的辐射带向北延伸到张家口甚至内蒙，这样就会形成发展各具特色的、由北京大都市圈外溢产生的新的旅游城市带。
以下为发言者部分演讲实录内容：
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情况下，很多观念都是希望把一个城市做大，把一个城市做大会带来无限的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空间过大、人口过多带来的一系列的城市病。崇礼这个小地方，是不是也要复制先前许多城市的模式，一旦达到一定规模水平的时候，也具备无限放大的空间规模呢？这不是理想的发展路径。刚才仇部长讲了国外不同的小城镇发展路径，在中国考虑如何避免重蹈不好例子的覆辙、尊重市场规律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其他的选择。是不是这里房价上涨了，相近区域还有价值洼地，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投资，就把其他的中小城市了带动起来了。
在中国我们往往更多的通过行政的力量，把资源人为的放大到过大的行政区和规划。我这几天一直在全国调查新区问题，我提的意见都是否定的意见，兰州一个250万人口的主城区，居然辐射到38公里之外的新城区，这未必符合规律。这里面最深的含义是等级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任何一个高等级的政府都可以通过主观保证所在的行政区资源的放大，人口规模的放大，规划大，等级水平提高。回头看，如果继续按照行政思维方式把某一点放大，就可能导致投资失败，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形成大量烂尾楼，我们不希望崇礼出现这种现象。
另外一方面，都市圈很多特大都市，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更好的利用周边资源来疏解城市人口，反而采取了所谓的控制人口的方式，这也是我们要批判的。最近很多城市都提出了控制人口，具体有两类城市：一类是外来人口太多，需要控制规模；另外一类是中小城市想放大自己的规模。这是两种极端。我们提出控制人口规模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城市发展的基本问题和现状，城市病是在主城区还是辖区？
中国的城市概念是复杂的概念，城市严格意义上讲是辖区，是行政区，而不是单纯的城市。北京五环内，667平方公里，居住着1050万人口，城市病的问题、堵车的问题基本都集中在五环内。可是我们为什么把五环内所存在的问题放大到11800平方公里的辖区之内？这是一个问题。既然提出了控制人口政策，应该是控制五环内的人口进驻，不能控制辖区内的人口进驻，这不是规划问题，而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上海也是，要在2020年严格控制2500万人口，可是回顾一下，80年代开始控制人口，没有一个城市人口控制住了，提出了很多的产业低端的问题、高端的问题，这些我们感觉都是伪命题。高端人口进去之后，要不要低端人口进去服务？很多学者睁眼说瞎话，提出了对低端产业的排斥，这和城市生命本身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不少城市把辖区的公共福利、政府的各项补贴、老人补贴、各种补助，甚至包括升学待遇，作为利益固化在原有的户籍人口之间，许多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这些福利，这已经不是城市问题，不是特大人口之间相关的城市规模问题，因为特大人口空间核心区有问题，辖区没有问题，可是辖区到目前为止在中小城市的发展极其薄弱，没有有效的实现城市功能的疏解，没有在中小城市之间建立有效的交通联系，也没有未来一大片不同功能、不同特点、不同特色的中小城市和产业，形成都市圈的规模效应。上行下效，所以总理提出了"三个育人"。我现在看，如果上海和北京都提出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全国其他的城市仿效行之，很难实施。
等级化的管理体制对于资源的占有，也严格限制了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看土地指标去哪就知道哪一个城市发展，但这个城市发展快了，是不是等于利润效率高，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研究冬奥、研究都市圈，我觉得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要改善交通配置。所以后城市化过程中，当崇礼资源聚集达到饱和的时候，要允许它向周边的城市发展，而且周边城市发展都各有自己的度假、休闲、旅游特色、赤诚的温泉、张北草原等等。如果一旦冬奥会带动整个崇礼冰雪产业、夏季旅游产业，我想影响力不仅仅这些，而会沿着北京的辐射带向北延伸到张家口甚至内蒙，这样就会形成发展各具特色的，由北京大都市圈外溢产生的新的旅游城市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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