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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现象不断变化，货币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如果已有理论仍然能够分析现在的情况，那就继续使用。如果已有理论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情况，那就应该果断地更新。
文 \ 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2016年第17期《中国金融》杂志刊登了17篇人民银行的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这一问题。科技司、清算总中心、条法司、支付结算司、货政司、货币金银局、国际司、金融市场司等相关司局都表明了观点，在不少问题上具备共识，但在很多地方也有差异，这一方面显示出数字货币本身确实非常复杂，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央行对此还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央行要建立一个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就不足为奇了。
17篇文章中最重要的，当属范一飞行长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以下简称《架构选择》）。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分析人士一定记得，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也是由范行主持。作为分管支付司、货币金银局、科技司等司局的副行长，他的表态非常值得重视，而这篇文章也确实高屋建瓴，所涉及的均是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
《架构选择》首先讨论了货币的历史。事实上，货币的发展历史包含两条脉络，一条是即时交换，一条是延时偿债。《架构选择》提到了即时交换这一脉络，而系列文章中，条法司的文章则强调了法偿性，也就是货币作为一般偿债物方面的特点。《架构选择》一文正确地指出，以物易物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安排。但是，文章认为，法定货币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货币中心化时代，这一点或许还需要讨论。
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货币以货币形态（比如金币）或者金属形态（比如金块）在全世界流通。银锭和碎银两都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在自由铸币国家，任何贵金属持有者都可以去铸币厂把银盘铸成银币。国家是很多金矿的所有者，因此也成为重要的货币供给者，但并不是唯一的供给者。而且纵观货币史，本国铸币不及国外铸币流行，或者官方铸币不及私人铸币流行的事例比比皆是，特别是在中国，尤其如此。所以，法定货币自身尽管是中心化的，但是各路法定货币以及私人货币之间的关系，恐怕仍然是非中心化的。
在那个时期，一个重要的非中心化的特点，在于称重和验纯。无论是法定货币还是非法定货币，都会因为剪边而失去一些贵金属，或者因为掺假而导致名义标注的贵金属量不同于实际标注的贵金属量。因此，每个人在每次支付中，其实都暗含了一个检验重量和纯度的操作，这个称重和验纯的系统是非中心的。但现在，称重和验纯由央行和银行完成，而非使用者自己。同时，另一个非中心化的特点，在于支付结算。人和人之间的支付结算都靠自己，方式可能是走路、自行车、公交车等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没有一个共享的中心化的支付结算系统。
纸币和金属货币有很大的不同。只有国家发行的纸币才有法律保障，其他的货币并没有法律保障，货币和国家紧密的绑在一起，私人货币的空间被大幅挤压，货币的发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中心化。但是，软通货国家的货币总是面临硬通货国家货币的竞争，法定货币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由于纸币并不会因为磨损而减少价值，新币和旧币之间仍然没有区别。假币由于防伪技术不断更新也越来越少，使用者越来越不需要检验纸币的真伪。但是，纸币的支付结算系统仍然是非中心化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支付结算途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杨百万，他在80年代交易国库券，都是用现钞和现券，需要使用麻袋和保镖。
存款和纸币又有很大不同。存款价值的来源是等价兑换纸币，数字形态的存款金额不会遭遇硬币涉及的磨损，也不会遭遇纸币涉及的造假，而且存款转帐的清算途径是中心化的，需要通过特定清算所或者特定银行网络。这种特定清算所和特定银行网络其实排除了其他法定货币的竞争：只要中国境内银行不支持美元转帐，人们就无法用美元存款在中国购买任何商品。不过，存款并不是货币本身，所以才会有挤兑、银行破产导致储户受损等问题。
了解了前面的货币演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架构选择》对于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的区分。存款属于电子货币，也就是“普通数字配上数字钱包”，而数字货币则是“加密数字+数字钱包+特定网络”。这里面的“普通数字”，意味着电子货币其实不是货币，而是对货币数量的一种表示。也就是说，100元人民币存款的含义，乃是可以取出100元人民币纸币，而这100元人民币存款本身并不是法定货币。
但“加密数字”则不然，他的含义是本身就是法定货币，这也是加密的意义所在。数字货币需要的“特定网络”，《架构选择》并没有展开讨论，但应该也是赋予数字货币特殊地位、将其区别于其他普通数字的方式。另外，数字钱包意味着将所有者和货币永久地绑定在一起：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故事永远成为过去了，因为每一分钱都在一个数字钱包里。
值得注意的是，《架构选择》一文直面了所谓“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这在《央行观察》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都有涉及，包括《人行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为何变化》、《如果存准机构扩围，货币信贷将会怎样》等文章，都探讨了《架构选择》提到的第一种模式，也就是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
无独有偶，在17篇文章当中，国际司的《央行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经验》一文，提到了英格兰银行的观点，提出央行有可能让更多主体参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操作，不仅允许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也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每个市场参与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直接在央行存款。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不仅仅替代了现金，同时也与商业银行存款产生竞争的话，央行数字货币会对经济产生更多实质性影响。
《架构选择》中，人行表态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模式，也就是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它的理由是更容易在现有货币运行框架下让法定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币，而不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二是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共同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
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利息。金属货币和纸币都没有利息，但银行存款有利息，这也再一次表明了银行存款本身不是法定货币，而只是一种用法定货币表明金额的随时可兑换等额法定货币的债权。在纸币时代，由于央行发行纸币之后就和纸币使用者失去了联系（来自前面提到的分布式支付结算的架构），因此央行也无从给纸币使用者发放利息。
特别是，在分布式支付结算的情况下，如果每张纸币上都写清楚了每一天包含的货币价值，来体现利息的时间积累，这将意味着每张100元纸币在每一天的金额都不一样，在流通方面将非常不便，特别是日常使用量最大的小额交易。数字货币就不一样了，由于每一分数字货币都对应了数字钱包，发行利息变得非常简单，而且可以直接通过更改钱包中数字货币的数量完成，而不是对每一分数字货币每天赋予不同的金额。余额宝显然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目前还没有听说哪家商业银行实现了每天付息。
如果央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不带利息的数字货币，那么央行不但可以通过调节数字货币的存款利率实现价格型调控，同时还可以通过直接对每个帐户进行贷款的方式进行数量型调控：在数字钱包当中分隔出货币政策专户，央行直接增加专户中的数字货币规模。如果钱包所有者动用这笔钱，那么就要到期归还并且支付利息。如果钱包所有者不动用这笔钱，到期时人行直接收回专户中的数字货币既可，不需要支付利息。由此我们其实看到，央行这种数量型调控其实是给每个人发了一张额度可变的信用卡。
数字货币一旦付息，银行存款的根基其实就被动摇了，现在的银行间市场也就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目前纸币只是M2一小部分的状况将要改变。不过，《架构选择》一文并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人行表示自己也只是“倾向”于第二种模式，也就是维护银行存款目前的地位，这说明这方面的讨论目前大概还没有定论。毕竟，直接对数字货币付息，将大大扩展货币政策的能力，对于央行的诱惑是巨大的。
会不会有一些因素强迫人行作出定论？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他国家央行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是iMessage：只要你有苹果手机，就可以通过互联网而不是电话网络跨国给另一个苹果手机发短信息，费用是本国互联网费用而非跨国短信费用。如果联储决定使用带利息的数字货币，而且小额帐户向每一个去过美国的人开放，对应采集的到访者生物信息，那么只要中国有足够多的人拥有在联储的帐户（如同足够多的人拥有苹果手机），那么这些人在中国境内用美元发红包就非常方便，他们更愿意持有付息的美元数字货币，而不是没有利息的人民币数字货币。不过，欧美各国目前都处在负利率环境当中，外国主要央行可能采取正利率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很低，人民银行大概不会遭遇这方面的竞争。
《架构选择》最后简短涉及了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以及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非常多，超出本文的篇幅。总体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一定要面向未来、面向本国，不要受到陈旧理论条框和国外既有观点的束缚。货币现象不断变化，货币理论需要不断更新。如果已有理论仍然能够分析现在的情况，那就继续使用。如果已有理论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情况，那就应该果断地更新。
同时，国外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非常不一样，而且国外也未必先进，未必需要唯国外案例马首是瞻，毕竟实践出真知。中国在历史上的货币实践非常丰富，不要忘记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中国的金属货币也曾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之前早就有宋代的铜钱国际化。虽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在现实生活的电子化支付方面，目前全球恐怕无出其右。期待数字人民币能够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永远成为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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