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学者常和其他学者互道“傻X”？

　　摘要：经济学当然追求深刻，但它不追求那些分立的深刻感，而是追求系统的深刻。分立的深刻感太多了，经济学消化掉这些分立的深刻感，是为了节约思维运算的成本。管你“瘾的世纪”、“娱乐至死的时代”，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好多总结，用效用分析全部简化掉了。节约下来的精力干什么？去发现更多的系统规律。

　　昨天几个人聊天，一学者说曾参加一个活动，讨论债转股，其他人都以“债转股有利经济发展”为前提，讨论怎么操作，只有这个学者说，债转股不就是让百姓为企业埋单吗？大家争论起来。最后大家心里互道“傻X”而别。

　　像这种场面，在经济学界内部很常见。市场经济派和政府干预派争论的结果经常是互道“傻X”。支持市场经济的会想：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怎么就想不通？干预派会想：这世界哪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市场经常失灵你们不知道吗？

　　而在市场经济派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之间，互道“傻X”就更为常见了。作为久经争论大战的我，经常在心里道一声“太蠢了”。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对方心里一定也是这么看我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大家的思维范式不同。范式这个词有点难让人懂。最近我看到的一个例子，倒是可以拿来说明问题的一个侧面。

　　前几天看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上说：“这是一个瘾的世纪……什么东西不是瘾呢？读书会上瘾，炒股会上瘾，搓麻会上瘾，老虎机会上瘾，广场舞会上瘾，刷微博会上瘾，淘宝会上瘾，爱情会上瘾......”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思维差异了。

　　我会怎么看这段话？所谓瘾，无非是效用上极为偏好，而这必然是每个时代都广为发生的，只不过偏好的内容不一样而已，不会只有这个世纪才是“瘾的世纪”。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个世纪的人支付能力更强，人们可以在偏好上表现得更明显。

　　我也曾经历过严锋的思维阶段，那就是没有系统框架，仅凭直觉从一大堆现象中总结到一些局部特征，然后觉得自己有了重大发现。比如说，从炒股、老虎机、广场舞中总结出“这是一个瘾的世纪”。有了这样的总结，往往会有一种“我发现了时代的特征”的深刻感，此所谓文青。

　　然而经济学思维则把把这些所谓的“时代特征”都化到一个系统框架里。你说“这是个瘾的世纪”也好，你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也好，在经济学看来，无非就是效用一个词。那些分立的深刻感，在一个系统框架里，消失无踪了。效用分析当然就不让人感觉深刻了。

　　这不是说经济学就不追求深刻。经济学当然追求深刻，但它不追求那些分立的深刻感，而是追求系统的深刻。分立的深刻感太多了，经济学消化掉这些分立的深刻感，是为了节约思维运算的成本。管你“瘾的世纪”、“娱乐至死的时代”，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好多总结，用效用分析全部简化掉了。节约下来的精力干什么？去发现更多的系统规律。比如产权规律，比如自然法的规律。张五常说，理论要简单，用简单理论才能解释复杂世界。张五常说的不仅是经济学的要求，也是其他学科的要求。

　　但是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内部的很多学者，不能理解这一点。比如文青就会觉得，你们老是用冷冰冰的经济学来分析，一点都不深刻，太没意思了；世界这么复杂，你们那点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得了吗？

　　的确，经济学不能解释全部世界，但是它涉及的领域一定要简化的。而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也和文青有大量的重合，所以“经济学帝国主义”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我就看到一个被经济学消解掉深刻感的文青朋友，指责市场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还原主义”。而在我看来，他们是只有深刻感，并无深刻。那是一种空洞的感觉。我经历过那个阶段，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这种认识层次的不同，往往还表现为观点的直接冲突。

　　比如说到新劳动合同法，有些人就会说：“你们不要简单地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我承认，劳动合同法在欧美有一些弊端，但你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并不是欧美那种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人处在弱势，当然要保护。”但其实，“不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人处在弱势”，这些早已是被经济学的系统框架考虑过了的，考虑之后的结果仍然是，劳动合同法名为保护工人，实际对工人不利。

　　但是他们对这个系统框架不了解啊。他们会坚持认为，“不要跟我讲理论，你们没理解中国的深刻国情。傻X！”

　　好吧。

　　我有很多朋友，总是教我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深刻地看问题。比如，“你说的逻辑是对的，但是呢，官员都是聪明人，道理他们懂，但他们这么做，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啊。”总之，他们老觉得有很多很多比经济学更深刻的东西，没有被我考虑进去。实际上呢，他们说的那些“深刻”，只是干扰思维的杂项，早就已经被经济学的系统框架消解掉了。

　　但是，无法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就像他们也迷惑，为何市场派老也明白不了他们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