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地区首设自贸区 或成对欧洲贸易新窗口

　　西部首设自贸区 或成对欧洲贸易新窗口

　　本报记者 李果 成都报道

　　导读

　　中欧班列不仅打通了一条中国内陆通往欧洲的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大大减少了货物进出口的时间成本和环节成本，还推动了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内地建立外向型产业基地。

　　上海自贸区设立三年后，内陆地区最终“开闸”，同时获批五个自贸区。分别是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湖北省和河南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目前各省市仍在进行最终的自贸区实施方案修订和上报，今年年底有望正式挂牌和推试实验。

　　对于自贸区可能给本省市带来的变化，多数受访者均表达了“倒逼改革”的看法。如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认为，自贸区非政策红利，而是承担国家赋予的任务。因此从经济数据上要反映自贸区红利，短期的提升效果可能并不高。

　　而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随着内陆五地获批自贸区，中国经济有可能从最初的三极走向多极发展。

　　内陆首设自贸区

　　新设立的七个自贸区中，内陆地区占据了其中的五个席位，其中有何特点？

　　从城市群概念看，四川、重庆共有成渝城市群，湖北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概念，河北为中原城市群，陕西则是关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上述五个内陆自贸区，均处于中国内陆的中心地带，每个内陆省（市）之间至少为两两接壤，如四川省与重庆市和陕西省接壤，湖北省则对接了陕西重庆、河南。而陕西省和其余四省市皆有共同的地理边界。

　　从定义来看，五省市在自贸区上的发展定位有相似，同时也强调了差异化发展。其中，位于西部的三省市，陕西、重庆和四川省，均提及了“西部大开发”概念，而“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同时用在了陕西省和四川省上，“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则同时赋予了陕西省和重庆市。

　　“一带一路”定义，用在了河南省和陕西省上。河南省在自贸区上，关键词是“交通枢纽”，而陕西省则在要求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外，还特别提到了探索“人文交流”。而从总体来看，湖北省在自贸区上定位，和上述4省的差别最大，作为中部省份，湖北省主要围绕“产业”来做文章。

　　就此因素，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彭志敏认为，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处于东西部的过渡地带，产业结构主要以工业为主，其既要避免重蹈东北经济衰落的覆辙，又需要在西部经济疾进和东部强大的产业吸附能力的“双重夹击”下发展，产业结构是其中关键因素。

　　而如果从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看，4个获批的地区则更为有趣。首先，处于成渝经济区的成都市和重庆市，地理距离300公里，一直以来在产业上存在较多的同质化现象；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是GDP排名竞争中的老对手，1990年以来其排位已经发生6次更迭。

　　现任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曾经是武汉市市长，成都的“双创”活动品牌菁蓉汇，正是借鉴于唐良智在武汉时期设立的“青桐汇”。

　　而河南省则一直是四川省在GDP指标上努力赶超的对象，2015年，河南省以3.7万亿的GDP总量排名全国第6，其后便是“3万亿俱乐部”新晋成员四川省。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和武汉之间的竞争，也同时在省一级展开，2015年，湖北省的GDP总量仅落后于四川省550亿元。

　　内陆自贸区或扩容

　　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国家的开放战略是两头发展，即东部沿海和西部边疆共同推进。因此在东部的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自贸区，而西部地区由于涉及到内陆自贸区这样一个新概念，因此选择经济实力、开放程度相对较好的川渝优先设立，也是为了吸取经验。

　　徐认为，在第一批内陆自贸区设立的背景下，未来沿边开发开放动作有望加快，云南、广西、新疆等地均有机会。

　　自贸区除了有可能改变成渝两地的内陆贸易格局，还有可能改变的是中国经济的走向。

　　易鹏曾经提出“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概念，认为除北上广三极外，中国经济的第四极有可能在西部的成渝，以及中部四省市之间出现。

　　而对于目前五个西部内陆城市获批了自贸区，易鹏认为，最终的演变过程，是中国经济从三极走向多极方面，“成渝、中四省，以及浙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极核”。

　　从更细微层面观察，曾有担忧认为，地理位置、产业形态极其接近的川渝各设立自贸区，是否有重复。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新前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有681万平方公里，在如此广袤的区域，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比如一些外向型经济在东部不适合后，可以向西部转移，最好的落脚点就是西三角地区。重庆和成都的外向型经济体量都非常大，各自建立自贸区都有好处。

　　徐长乐认为，首先从国家对四川和重庆自贸区的定位来看，其是存在差异的。四川与重庆相比，综合实力上更有优势，而重庆则是长江上游重要的节点城市。

　　其次，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成渝带动。因此从国家战略考虑，在四川和重庆同时设立自贸区，实际上可以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从地理区位看，川渝两地位于一带一路、西南大通道、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交叉位置，发展川渝自贸区可以推动上述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改革样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自贸区的区位和区划将由国家确定，目前暂未公布。目前四川省的主要工作，是上报总体规划方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获悉，四川省自贸区的主要区域初步确定为天府新区内，四川省对其的定义是“科技型自贸区”，即为传统的加工贸易服务区提供科技、智力支撑，打造为中西部自贸区的样板。

　　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称，和向国家争取其他政策所不一致的是，自贸区改革探索并非为一个省或者地区的发展服务，而是去承担国家的某项改革任务，可概括为“领取任务，自主创新，为国家探索”。

　　截至2015年底，在成都承担“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的35项改革事项中，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复制推广的投资管理领域、贸易便利化领域、金融领域、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检验检疫制度创新等29项改革事项已完成27项。

　　成都海关方面介绍，如“区内自行运输制度”，上海自贸区允许企业在区内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行运输，而成都海关开展的保税货物区间结转制度，将自行运输的范围跨度从园区内延伸到跨省范围。

　　事实上，在成都的外资企业已经获得了部分自贸区的红利。如英特尔成都公司称，由于成都海关借鉴了上海自贸区经验，在其关区内实行“区内自行运输制度”，英特尔每月可节约费用超过10万元，整体通关时间减少6个小时，如果该模式扩大至其在华所有企业，每年将节约运营成本2000万元。

　　对欧贸易新窗口

　　四川和重庆同时获批自贸区，对于两地的外贸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成都市商务委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获悉，对于四川自贸区的建设方式，成都希望将通过3至5年的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大开发的动能转换区，融入“一带一路”的国际装备制造与产能合作区，探索中国与欧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开放先行区，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区，整合全球创新要素的创新创业集聚区和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综合改革区。

　　对于上述定位，成都商务委特别强调了“根据成都的优势和条件，探索中国与欧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步探索的重点”。

　　盛毅认为，成都目前拥有中法、中德多个对欧的产业园区，同时使领馆数量、世界500强数量等均在西部处于领先位置，通过自贸区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和欧盟的经贸往来。

　　事实上，从其对外贸易的方式看，四川、重庆、河南、湖北均有稳定的中欧班列开行，即四川省的蓉欧快铁，重庆市的渝新欧，以及河南省由郑州始发的郑新欧，湖北为武汉始发的汉新欧。而8月初，西安也对外公布其开通了至汉堡的中欧班列。

　　原重庆海关关长马忠源称，中欧班列的出现，使得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除海运、空运之外还有了其它选择。中欧班列不仅打通了一条中国内陆通往欧洲的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大大减少了货物进出口的时间成本和环节成本，还推动了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内地建立外向型产业基地。

　　马忠源进一步表示，随着中欧贸易量的增加和国内经济产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和改变，中国内陆地区与欧盟的经贸往来将日趋频繁，中欧已经提出到2020年双边贸易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而整个中欧班列运输的货值仅占我国全部出口到欧洲货物的1%—3%，市场潜力巨大。

　　马忠源建议，研究建立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相类似的我国与渝新欧铁路国际联运大通道沿线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家间的贸易开放协作，也使中西部地区企业能充分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便利和税收优惠。

　　在外经贸委有十余年工作经历的重庆巴南区区位书记李建春认为，主要是解决内陆的开放问题，重庆设立自贸区可能会改变中国的贸易走向，“就跟美国的芝加哥一样，改变了美国的贸易走向，可能重庆自贸区设立以后，特别是渝新欧的建立，原来货物出口都是走海上，从西向东，今后就有可能从东向西走。”（编辑 郑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