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斗焕是韩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在他当总统期间，韩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经济增长速度飞快。
韩国10大财阀虽然占据了全国GDP的大半，但是其只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大量的就业仍然要靠中小企业来解决。大量的国民拿着低工资，导致韩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韩国政府如果不进一步推动反腐，向财阀政治、政商勾结开刀，经济结构的失衡恐怕短期之内不会有所改观。
又到了阳澄湖大闸蟹爬上货运航班的时候。在这个中秋节，韩国高档礼品行业迎来最后的“狂欢”。
最近，韩国各大商场里一些中高档礼品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2%，商品券的销售量也大幅上涨。
这主要是因为，9月6日，韩国通过了《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又称《金英兰法》）的施行条例。至此，《金英兰法》已走完全部法定程序，将于９月２８日起正式实施。法案公布效果立竿见影，机不可失，时不我待，韩国送礼界的代表们很珍惜这个中秋节。
《金英兰法》杀伤力有多大
按照这个法案，韩国的公职人员、新闻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及其配偶如果一次收受超过１００万韩元（合人民币6000元）、或者一年收受超过３００万韩元的财物或招待，不管该行为是否与职务有关，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即使一次性收受财物不满１００万韩元，但在一年里从同一个人那里累计收受超过３００万韩元的财物，也将受到刑事处罚。
法案还对送礼标准作出了细致规定，要求上述几类人员接受宴请的人均费用不得超过３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元），收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５万韩元，红白喜事费用不得超过１０万韩元。
这意味着，韩国的一个公职人员收了几斤阳澄湖大闸蟹，就有可能违规。以后，也很少有人再敢给公务员送高档礼品。
受到反腐法案冲击的，不只是韩国的奢侈品店，也包括餐饮、农牧等行业。因而在《金英兰法》审议期间，争议很大。
据报道，在《金英兰法》9月28日正式生效以后，农畜产品、水产品和餐饮业等行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预计农畜产品需求将减少2.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35.8亿元)，餐饮业需求将减少4.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48.1亿元)。其中，韩牛烤肉餐厅的销售额每年将减少53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31.3亿元)，水产品礼盒的需求将减少45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6亿元)。
现在，一些酒店也已经开始做好应对准备，或者降价，或者，用进口牛肉代替昂贵的“韩牛”。奢侈品和高档餐饮的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过，已是定局。这颇为类似2012年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亚洲最腐败的发达国家
说起韩国的反腐史，也是可圈可点。
众所周知，全斗焕执政时期的韩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自从上世纪90年代，韩国实现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之后，反腐败一直是韩国政治的一面旗帜。
1993年，金泳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之后，全力反腐。在金泳三时代，韩国建立了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1995年，韩国更是就将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送进了监狱。这个反腐败力度，世所罕见。
金大中执政期间，反腐也是铁面无私，密友、儿子照查不误。现任总统朴瑾惠也是坚决与涉嫌贪腐的亲属坚决划清界限。
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韩国的腐败已大为缓解，但是，一直没有摘掉“亚洲最腐败发达国家”的帽子，腐败现象仍然非常严重。
透明国际公布的各国清廉指数。
在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２０１５全球清廉指数中，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３５个成员国中排在第２７名。在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韩国以55分排第43名，台湾以61分排第35名，而新加坡以84分排第7名。当然，韩国的清廉指数排名要远远高于巴西、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这次实施《金英兰法》，也表明了韩国继续反腐和廉政治理的一贯立场。
韩国反腐选择了妥协
既然《金英兰法》影响这么大，韩国是否真的要对腐败进行源头治理？
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其实，《金英兰法》只能是韩国的半部《政府道德法》。
之所以说是“半部”，主要还是因为，这部法案回避了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例如，韩国存在“前官礼遇”这样的官场文化。韩国政府高官因其在官场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退职后被企业、律所等高薪招揽。身为韩国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金英兰为了遏制这一腐败现象，而提出《禁止不正当请托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但遗憾的，经过数年政治博弈，这一法案仅仅对吃请、收礼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而对高官退职之后，企业的利益输送或利益反哺等问题，采取了回避立场。
应该说，这次韩国向现实做了妥协。这也符合朴槿惠一贯的路线主张。
朴槿惠采取的是一种中性路线，也就是在不全面触及要害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而推进改革。例如，她倡导“经济民主化”政策，虽然主张财阀要向中小企业和民众让利，但也反对清算、摧毁或削弱财阀，又不会扶持、扩张财阀。
这种保守性的改革策略，也决定了在反腐议程中，韩国政府要小心翼翼地决定，该得罪哪些人，和不得罪哪些人。
这次立法约束公职人员吃请、收礼，所说是，面向涉及人群的全体成员，但是，这影响还是小利益，而且受影响的产业，也是农蓄、水产、餐饮等非核心经济部门的利益。而被阉割掉的利益冲突立法内容，则直接影响韩国高官的利益，等于斩断了韩国财阀与官场之间的一条交易通道。
朴瑾惠既要推进反腐，同时又需要更加强劲的韩国经济增长，而后者又离不开财阀们的支持，财阀同样又希望获得官场的奥援。这是一个二难选择，但又必须做出决断，妥协似乎是最现实的出路。
2015年，8月14日，韩国对6527名服刑人员实行特赦，以庆祝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朴槿惠当天表示，此次赦免对象以“生计型”犯罪为主，包括韩国第三大财阀家族企业SK集团会长崔泰源等14名财经界人士；希望通过此次赦免，全民能团结一致，共同开创大韩民国新未来。韩国法务部官员表示，特赦“给了他们为这个国家经济做贡献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帮助提振经济”。
政商勾结的韩国财阀政治
朴瑾惠对待韩国财阀的立场，可以归结为“不打击，也不鼓励”。这表面上看，颇有中国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味道。
但更真实的韩国政治则是，任何一任总统都离不开几大财阀的支持。朴瑾惠所属的执政党新国家党，前身就是受到三星、现代等财阀支持的大国家党。2006年，朴瑾惠在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中败给了后来当选为韩国总统的李明博。李明博曾担任现代集团总裁。
任何韩国政治家也不可能不顾财阀的利益和影响，而获得一张好的国民经济报表。
有报道显示，2003年，韩国前十大财阀的总资产为371.29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48.4%。10年之后，2012年所占比例增加到85%，资产总额达700万亿韩元。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从2007—2013年，以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韩国前五大财阀，企业产出占韩国GDP的比重从1/3左右上升至57%。
2014年，韩国企业经营评估机构CEO Score发布消息称，韩国10大财阀资产5年增长53%以上，超过1240万亿韩元（约合1.2万亿美元），其中资产最多的是三星家族，总资产达386万亿韩元。该年韩国GDP只有1.4万亿美元。
这说明，韩国财阀的力量在过去十多年来，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愈加强大。韩国的任何政治、经济改革都绕不开财阀。政商勾结的韩国病，也通常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但这一切，又都归因到朴瑾惠的父亲朴正熙。韩国本来并没有实力强大的财阀，在朴正熙时代，通过有意识的扶持才形成了目前韩国10大财阀的基本格局。在韩国经济腾飞的历史岁月中，财阀起到了领航者的作用。靠着10大财阀在国内外的纵横扩张，韩国也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飞跃。财阀经济也是韩国区别于亚洲四小龙其他经济体的特色模式。
威权政治培养了一批符合其经济增长目标的财阀，而在威权人物结束统治之后，强大的财阀又希望通过影响和控制政治，而谋求自身的垄断利益。韩国财阀兴起的政治基因，并没有在民主转型之后，就发生改变。
难以克服的威权政治后遗症
现在，韩国的财阀政治本质上仍然属于威权政治的后遗症。韩国虽然自90年代开始了民主转型，但是，仍然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作为威权政治的遗存，一方面是政商勾结，另一方面则是强人政治变种为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政党文化。
我们说起美国，会清楚的说出两大政党的名字民主党和共和党。说起日本，也会对长期一党独大的自民党印象深刻。但是，要谈起韩国，让你说说韩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究竟是什么党，或许，很多人都得蒙圈。
几十年来，韩国的政党一直处于重组合并、分裂的循环当中。所以，韩国的政党名字老是更换，并且因为不停的兼并重组分裂，也几乎没有形成独特的政党意识形态。现在，韩国的新国家党在李明博时代，叫做大国家党，而大国家党则是在1997年由新韩国党和统合民主党合并之后形成。韩国政党合并往往是因为某方有一位强势的政治人物，然后，为了选战的需要，或者，控制议会的需要，而选择联合。
所以，在韩国既缺乏真正成熟的执政党，也缺乏成熟的在野党。政治人物凌驾于政党之上，而在财阀和政坛内部寻找自己的盟友和亲从。当然，韩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宗派、地域政治文化，不论怎样，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政商勾结的韩国病几乎很难治愈。
容忍腐败，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吗？
从下边这张图表可以看到，韩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自2000年开始，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时代。除了2002年达到6.8%，2010年达到6%，其他十几年基本在2-4%之间徘徊。
从下图可以看出，自从2002年以来，韩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一直在上升。2002年，韩国得分为4.5分（当时为10分制），2005年，韩国正式迈入发达国家之际，其清廉指数也上升到了5分。而到了2014年，则成了55分。
而在新世纪之前，韩国腐败最严重的时代，经济恰恰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韩国的数据表明，清廉指数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腐败高，清廉程度相对就低；而经济增长较低，腐败程度同步降低，清廉指数得分趋高。
腐败和经济增速之间的关联，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韩国。
通过历年来的世界清廉指数排行榜，可以发现，清廉指数得分较高的国家，往往都是发达国家，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
丹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多年来一直稳居清廉指数排行三甲。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其经济低速增长是常态，只有个别年份达到了5%。
这一现象在一些大国身上也同样存在。从下图也可以看到，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一直并不高。这两个国家也是相对廉洁的国家。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存在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如印度和中国，也存在腐败而无增长的现象，如巴西和俄罗斯。
但是，这些数据也告诉我们，高速增长一般都存在着高腐败，如新加坡这样既高速增长又国家廉洁的个案极少。无论是从韩国还是其他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经验来看，这些国家超常规的增长，背后都存在着权力广泛而深刻地对经济的人工干预。当权力主导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资源配置，必然会自上而下产生严重的腐败。
另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则是，尽管存在着贫困而廉洁的样本，如不丹，但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比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更廉洁，也是一般性的规律。而这些廉洁的发达国家，近20年来一般没有太高的经济增长。一旦权力受到严格约束，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相对自然的发展状态。而经济低速增长，或许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腐败只会吞噬财富，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腐败当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因为腐败而导致国家经济陷入灾难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既腐败从生，又经济不振。
向腐败妥协换经济增长，一厢情愿
虽然，比有些国家好很多，韩国民众仍然不能接受，腐败与低迷共生。
目前朴瑾惠政府对待反腐的保守策略，并未触及韩国政商勾结的命门。无论是特赦财阀，还是在金英兰法案上的妥协，朴瑾惠政府实质上是希望，通过对腐败的适度宽容，而换取财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支持。
这是网传的三星、现代、乐天以及LG这四大财阀之间30-39岁年龄层的二代的联姻关系图。
然而近十年来，韩国财阀实力扩张，反而进一步抑制了社会创新和中小企业的成长，财富集中也令韩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韩国财阀的强大为什么会抑制中小企业和创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韩国300人规模以上大企业员工的工资，一般是小企业员工工资的3倍。这必然会对创业企业造成人才竞争。既然，在大企业可以拿高工资，那么，何必要去创业，何必要去创业公司拿极低的薪水。
韩国10大财阀虽然占据了全国GDP的大半，但是其只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大量的就业仍然要靠中小企业来解决。大量的国民拿着低工资，导致韩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韩国政府如果不进一步推动反腐，向财阀政治、政商勾结开刀，经济结构的失衡恐怕短期之内不会有所改观。
对腐败妥协而希望财阀更好地为经济做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朴瑾惠政府的一厢情愿。正如同我们分析的，腐败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韩国政府的保守疗法未来效果如何，并没有必然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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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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