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领袖不会面临与政治领袖相同级别的公众监督，他们的行为也不会立即显现后果。但是，领导力的基本原则是普遍一致的。无论你是一名首席执行官或一个有抱负的中层经理，都可以从英国全民公投和脱欧的事件中得到诸如以下的一些启发。
1、情感战胜逻辑，希望打败恐惧
想要说服某人开始某项行动？那些财务或者工程出身的领导者会习惯于使用逻辑性论证，并仔细分析可能面临的风险。这样的做法可能对于审计委员会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英国退欧的事件论证了这样的方式对于普通员工是完全不奏效的。
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高效的领导人都意识到要使用情感的力量（同情）去作为理性争论（同理）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脱欧阵营的宣传集中在打动选民的内心而不是脑袋，以及使用爱国主义、自由和希望的振奋人心的主题；而留欧派则一直在兜售硬逻辑和恐惧。
2、专家不一定有价值
除了理性和情感，赢得论证的第三个方法是领导者们引用他们的经验和资历。这可以归结为“相信我，我已经这样做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在留欧阵营里我们看到，卡梅伦和奥斯本搬出越多的专家论调，选民们越是怀疑。正如迈克尔戈夫所说：“在我们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专家了。”
这其中一个潜在的因素是——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中，我们需要依靠别人的知识。但是在很多过于复杂的情况中，比如英国脱欧、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反而会选择放弃试图寻求真相，转而依靠直觉。作为一个商业领袖，理解这一点格外重要。深入的专业知识和复杂的分析可以推动你的观点，但是要想完全说服他人，你还是需要情感上的说服，以及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直觉。
3、激进主义是无价的品质
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家，Nigel Farage是一个失败者——七次落选议员；而作为一个基层活动家，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比如其“夺回控制权”的宣传标语，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国家的时代精神，得到众多的支持者，表现出巨大的个人能力。
激进主义是一种非正式权威的影响力，每一个大型组织都需要。由于激进主义天生是挑战权威的，领导者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去完全掌控激进主义。相反，你可以利用它去创造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开放有效辩论的组织环境。
4、了解“公投”的局限性
近年来，使用“公投”的方式在大公司里收集点子或专业知识越来越流行。这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但它有其局限性。当面对一个困难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它。在全民公投中，英国是否留欧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都极其困难，所以很多人都转而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替代它：“你对于目前这个状态满意吗？”
“公投”的方式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很多其它问题还得交给专家解决。爱尔兰的同性婚姻公投是一个很成功的公投例子，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同等重要。但是，英国退欧却不是。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你要认真考虑的是，所询问的对象需要有与问题匹配的能力和动机。对于宏大的、层次不清晰的问题，不要向你的全体员工去征求答案。
5、领导人会自食其果
瞧瞧退欧胜利以后的Boris Johnson，从他的肢体语言你可以看出他开始怀疑：“我究竟做了件什么事情？” 他对待这场运动就像一场牛津辩论——聪明而不关心后果地论证。而现在的结果是，他的前搭档Michael Gove给他投不信任票，Lord Heseltine公开谴责他，Telegraph撤销了他曾经的高薪专栏栏目。
商业领袖虽然很少会处于这样的境地，但整体原则还是一样的。你在职场上与同龄人一起竞争，你需要在忠于自我的同时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关系。如果你变得太投机取巧或者不兑现承诺，那以后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6、掌握好时机
你想做老板吗？没问题，但是掌握好时机很重要。
政治领导其实是时机的艺术。William Hague进入的太早，而Michael Heseltine退位的太晚，Chuka Umunna时机准确地赢得了上届工党的选举。
在商业世界里，继位的问题不会这么复杂，但是你仍然可能遇到令人担忧的困境，比如劳斯莱斯的John Rishton，乐购的Philip Clarke，或者巴克莱银行的Anthony Jenkins。所以经验启发是，在你打算上位以前，多前瞻性地思考一下，预想未来所有的可能性，以及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准备。
7、没有追随者就不是领导者
每个商业领袖都应该知道,官方的权威授权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领导力指的是通过言行去吸引跟随者。Nigel Farage没有权威却没有影响力，而Jeremy Corbyn有正式授权，但是却在工党里没有什么影响力。
“为什么别人需要我的领导？”每个领导人都应该这样问自己。不要等到像Jeremy Corbyn一样被所有人孤立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来源｜伦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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