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国英（公众号：杨国英观察）
理想主义者大都以豪情开场，以悲情收场，但愿牟其中能够打破这一剧情规律，尽管这对于已逾古稀之年的他而言，事实上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9月27日早晨，以信用证诈骗之名被捕入狱的牟其中，在身陷囹圄16载之后，再次迎来了他的第三次新生（共入狱三次），或许，伴随着这位老人的出狱，他在狱中沉思已久的商业创意、乃至商业哲学，还将引起一波又一波舆情的热议、争议、甚至嘲弄。
不以成败论英雄，放眼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界，论理想主义者的豪情，迄今还没有人超过牟其中，他具有超人的商业洞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成功演绎用罐头换飞机、发射卫星的商业传奇，还曾试图开发满洲里、梦想炸开喜马拉雅山……
同样，若论理想主义的悲情，迄今也没有人超过牟其中，他前后三次入狱，最近一次甚至是身陷囹圄16载之久，而且与另一个曾经悲情的商界传奇褚时健相比，牟其中的理想主义情结显然更甚，为了坚持自己的“无罪”，他在狱中拒绝保释就医，为了能够再次东山再起，他在狱中大练体能、坚持学习思考。与褚时健能够和光同尘“委屈”接受田朴珺的采访相比，同样高龄的牟其中依然是烈如金刚，甚至还曾在狱中与早年下属当下商界网红的冯仑隔空打起嘴仗。
牟其中早期的风云激荡，在于其对改革大潮的顺势把握，在过往的30多年里，我国市场经济领域的放开，大体是依循商品流通领域、生产经营领域、金融服务领域渐次展开的。牟其中最经典的“用罐头换飞机”，是与上世纪80年末我国商品流通领域开放的大背景相合拍的；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企纷纷戴上红帽子（挂靠国有或集体企业）相比，其时的牟其中仍在大开大阖地进行商业扩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最终导致其上世纪90年末被捕入狱的，还是其试图跨越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进程，彼时的金融领域尚是国资主导铁板一块，牟其中却尝试控制信用社、甚至还涉嫌虚开信用证，这显然是在挑战其时的金融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
感慨牟其中，并非是对其曾经违法违规事实的认同，更并非是大而化之地指责其时的金融制度（因为，任何领域的开放进程，均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而是期待当下经济层面的改革，能够通过制度性构建，给未来的商界弄潮者、商界理想主义者更多的试错空间和包容空间。
当然，在牟其中被捕入狱的16年里，无数曾经顺应时势“戴上红帽子”的民企，早已去掉红帽子彻底还原为民企，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已呈日新月异之势，当下的商业弄潮儿借助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其理想主义情怀已经更容易结出商业实践的果实。
但是，与当下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加速迭代相比，事关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制度性创新，早已经不是追随与否、或包容与否的问题，而是应进入着眼于中长期框架性构建的问题，比如，应减少相关领域的法律模糊地带，真正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再比如，还应减少事关税费等领域的“严法宽行”，以此杜绝选择性执法的可能性。
商业的理想主义者，可以在实践中碰壁，可以因经营管理不当而失败，但是，绝不能因制度解释的模糊而遭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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