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会走入奴隶制歧途。
早在十九世纪，原本贫困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帝国通过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了早期工业化，一举跻身于世界强权，成为所谓“后发型工业化”或“后发型发展”的典范。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若干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与此同时，智利、以色列、爱尔兰、土耳其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关于产业政策，既有杂七杂八的现实世界，也有不清不楚的学术理论。
林张之争纷纷扰扰，但其中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张维迎关于废除产业政策的主张，无论理据多么充分，都极有可能成为一厢情愿，极不可能变成现实，尤其是在中国。在这一点上，林毅夫以及发改委的一个说辞是正确的，即产业政策虽说问题多多，但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用。与此说辞相关的潜台词或明台词是：别人用得，为什么我不能用？
产业政策无所不在
除非设有严格的宪政约束或面临严酷的财政困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世界，无论是作为发展的领头羊，还是发展的追赶者，也无论政治体制为何，政府治理水平如何，市场经济体中的政府都难抵产业政策的诱惑，这一点放之四海而皆准。
可以说，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实施发展战略，从而对市场运行尤其是产业发展加以干预，是一个普世性现象。不少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拉丁美洲现象、东亚现象、发展中国家现象或后发发展国家现象，均属视野狭窄之见。本十日谈导语中提及的罗宾逊之文，详述了产业政策对英国产业革命的推进作用，以及后文将谈及有学者将美国的兴起与其产业政策的实施联系起来，都具拓宽视野之效。
产业政策不仅无所不在，而且还花样繁多。
对于如何实施产业政策，政府手中握有十八般兵器（即公共管理学界所谓的“政府工具”），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包括关税保护）、信贷扶持，到政府购买、政府营销、政府圈地（设立开发区等）、政府生产，以及作为非关税壁垒的社会性规制（诸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主流经济学家不屑于谈产业政策
在现实世界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无所不在的现象即便不是视而不见，也基本上不屑一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1930-2014）。
芝加哥学派曾经的掌门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Gary Becker）曾有名言：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产业政策。
但是，关注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将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驾驭市场以推进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升级）的政府命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将发展型政府的理念、战略、制度、组织和政策的总和，命名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加以深入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屑于产业政策，多少是有一些现实底气和学术自信的。在现实中，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可谓罄竹难书。当然，谨严的学者不会轻易否定产业政策成功的可能性。
但问题是，在学术上，要判定失败案例非常容易，可要证明成功案例中产业的发展的确是产业政策的功劳，却要大费周章。
在论及主张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有所增益的学者时，罗宾逊之文有一句话，“综合历史证据来看，尽管还没有决定性的经济计量学结论，但这些学者关于产业政策产生了有利的因果关系的观点仍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要断言产业政策（自变量）对特定产业发展（应变量）有因果关系，可保留之处太多，一大堆内生性问题需要克服。
克服内生性问题之难，经济学家都懂得。哪位经济学博士生或青椒若使用中国数据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刊文就会易如反掌，再也不必因谋求教职或晋升职称而压力山大了。
更有甚者，要么引经据典，要么建模计量，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在学术上总能论证，市场机制足以达成资源的有效配置，除非为了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政府行动对于经济发展大多有弊无利。至于产业政策，多为画蛇添足，与产业发展甚或更为宏观的经济增长，没有正的相关性，遑论因果性。
没有人主张市场万能
在左翼学术话语体系之中，新古典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被认为主张市场万能论，被骂作“市场原教旨主义”。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傻，几乎无人主张市场万能，反而都承认市场存在失灵。可是，他们认为，一旦发现市场在什么地方失灵，就主张政府干预，并自觉不自觉地认定政府一定能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这种推理犯了方法论上的“功能主义谬论”。市场不灵，政府行动固然有机会也有可能应运而生，但凭什么断定政府一定就灵呢？
显然，政府并非由一批观世音或诸葛亮组成。市场固然会失灵，但政府也会失灵。不止如此，政府失灵的概率貌似远比市场失灵的概率要高，而且政府失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貌似远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就产业政策而言，尽管无法精确统计，但成功与失败案例数之比大致是三七开。断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有失偏颇，但仅有三成胜算就主张拿纳税人的血汗钱进行豪赌，也貌似并非理智。
进而言之，即便有市场失灵，是不是一定或只能诉诸行政机制，也未可知。
某类产业不要说有所发展，即便是早期受挫，甚至是失败，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的外部性；既然中国女排都在小组赛中输球，产业政策一时间不灵是不足为惧的，基于失败案例加以否定是缺乏远见的表现。这是产业政策支持者的说辞。
可是，产业政策质疑者却认为，外部性的存在，无论正负，都不一定成为政府干预的公章。依照科斯主义的思路，政府只要厘清权利、建立制度、降低人为的交易成本，市场机制自然能把稀缺的资源有效配置到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领域，产业发展与升级也会水到渠成。这番道理，所有经济学家，无论是不是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或科斯大神的追随者，都耳熟能详，而北大国发院霍德明教授的博文对此有通俗的详述，非经济学家可以参看。
主流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不屑一顾的底气，还缘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发展经济学在1950-1960年代取得的早期丰硕成就，可以说是产业政策推进工业化之论的最有力学术背书，大致可以打上“结构主义”的学术标签。
发展经济学大神赫尔希曼（1915-2012）。
可是，二三十年过去了，据称或宣称秉持结构主义理念的发展战略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现实世界中都铩羽而归。到了1980年代，发展经济学领域出现了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大转型，结构主义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发展经济学的大神赫尔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后来成为西方学界公认的伟大知识分子，连瑞典人都为未能在其生前颁给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懊悔不已，但他公认的伟大成就早已不再是其经济发展理论，而是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真知灼见。
成功的产业政策不乏其例
然而，新古典主义的见解，学术漏洞也不少。如罗宾逊所说，政府失灵总比市场失灵严重的说辞，似乎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基于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无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见解如何，不容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主导型发展不乏成功案例。
普鲁士帝国的纺织厂。
早在十九世纪，原本贫困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帝国通过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了早期工业化，一举跻身于世界强权，成为所谓“后发型工业化”或“后发型发展”的典范。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东亚若干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与此同时，智利、以色列、爱尔兰、土耳其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取得了持续30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政府（或当年的朝廷）所实施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推进某些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貌似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如何对此类现象给出理论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的一大挑战。
“发展型政府”
面对现实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以政治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比较发展研究学界，自1980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又译“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思潮。
首先，“发展型政府”概念的诞生缘于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所谓“发展型政府”，意指一种特定的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的总和，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
之后，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界，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北亚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发展型政府学派发展壮大。
从此，“发展型政府”这一标签不再专属于东北亚经济体，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从学术上看，发展型政府理论存在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我们在之后的几天内会一一详述，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一理论也踢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铁板。
日本的机器人产业。
但吊诡的是，即便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大背景下，“东亚奇迹”的光环暗淡下来，发展型政府理论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关于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案例，已经从东北亚扩展东南亚，并进一步扩展到法国、以色列、爱尔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巴西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南非、毛里求斯、博茨瓦纳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等。这些研究志在勾画出一种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基于后发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主导型发展经验，来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论证，在公认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最不搭界的美国，其实也存在着“隐形发展型政府”。
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普遍不加提及的“美国历史主义学派”，也悄然重现学术界，而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在国际竞争中政府通过实施保护主义的政策来主导资源的配置才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崛起的真正秘诀。通过保护主义来推进产业政策，在美国也有悠久的历史，而幼稚产业论的鼻祖就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对“发展型政府”的质疑
“发展型政府”的论述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比较发展学界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家当中的追随者众多。但毫不奇怪，质疑、反对和挑战之声也不绝于耳。
一种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因为“发展型政府”与主流经济学所概括的“新古典政府”模型不相吻合。“新古典政府”是一个只专注于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其职能停留在市场制度建设、公共物品提供、外部性矫正等领域。由于发展型政府理论明确将新古典主义视为竞争对手，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学者自然大多对发展型政府理论持否定态度。
另一种质疑和挑战的声音来自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些声音的音质和音色十分杂乱，但共同点都质疑发展型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角色过于偏重甚至偏爱，而相对忽视了市场、社会乃至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政府产生复杂互动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制度结构。
对于这些质疑者来说，强调政府重要固然不错，但其重要作用是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面对各种反对、质疑和挑战的声浪，发展型政府理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版，有些注重分析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组合并进一步强调市场经济的多样性（或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有些则强调发展型政府运行的条件性或阶段性，并进一步分析发展型政府在新历史条件（如经济全球化）和新制度条件下（如政治民主化）下的衰落、调适、创新和转型。
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将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纳入比较发展主义的框架
产业政策研究应超越意识形态
显然，发展型政府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有关，也显然与有关中国产业政策甚至更大的“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关。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有关中国产业政策以及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无论持何种立场的中国学者，都极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及“发展型政府理论”。尤其令人感到费解的是，产业政策的弘扬者极少提及这一理论，仿佛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从天上掉落到神州大地，再进入这批学者的脑海之中。
中国学者关于发展型政府的中文文章寥寥无几，大多由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所撰写，散见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基本上并未直接并有力地介入当今中国学界有关产业政策、“中国模式”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争论，其影响力很少广及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师之外，更不会成为网红。
发展型政府理论竟然在有关中国发展的大争论中少露行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学界一向忽视、漠视甚至无视学术传承性的“潜规则”。
林毅夫教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讨论中，林毅夫教授自2012年秋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以来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被其自己简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再次将政府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推上了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前沿。
作为对发展经济学中旧结构主义学问和新自由主义潮流的超越，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坚持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另一方面认为政府应该超越新古典国家模型的限制，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最终推动经济成长。
作为立志于引发发展经济学之第三次浪潮的学术思想及其公共政策主张，新结构经济学自然引发了中国学界和舆论的关注。
然而，再次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新结构经济学现有的内容大多只不过是发展型政府理论的经济学版，且发展型政府理论始终把产业政策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的核心政策工具，但无论是林教授本人、他的赞扬者还是批判者，都对发展型政府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政策学术文献甚少置喙。
关于东亚发展主义和发展型政府理论的详情，笔者将来日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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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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