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进程的不断动摇，作家康拉德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中做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围绕着改革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权贵集团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争斗。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执政。为了巩固政权，卡达尔对社会采取了妥协政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一起”口号，取代了过去“谁不同我们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并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改革，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市场经济原理。
从此，匈牙利逐步摆脱了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这种相对的自由使匈牙利人民在几乎20年中，享有比其他东欧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就连西方也把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
匈牙利的改革
匈牙利改革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政治上坚持一党制，二是在经济上实行“专家治国”。一大批熟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专家进入政府，形成一个技术官僚集团。
在1966年的匈牙利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学家尼尔斯·赖兹索的改革纲领，并于1968年开始实施，这些纲领包括放松中央计划，赋予企业自主权，调整物价，放弃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政策，鼓励私人农业的发展等，被称为新经济体制。
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到196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即从4.5%增加到6%，外贸额增加到14%。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知识界出现了要求思想自由和更深入的经济改革主张，这使一些权贵集团成员感到了威胁，他们担心改革会使他们丧失经济垄断权，1972年国际石油涨价导致通货膨胀，也给反对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5%的51家国家企业重新由行政部门直接控制，通过财政补贴拯救国企，同时对收入、物价和外贸予以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权贵集团中的保守派势力借机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发动了一场反自由化运动，他们抨击主张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布达佩斯学派”，声称私有经济会破坏执政党的经济基础，并解除了支持专家治国的总理福克·耶诺和“经济改革之父”尼尔斯的职务。
尽管如此，经济改革的部分成果仍然保留了下来，在1975年的党代会上，又重新肯定“手工业者和店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私人财产和取得财富的权利。”
两种边缘知识分子
对于改革进程的不断动摇，作家康拉德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中做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围绕着改革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权贵集团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争斗。在此之外，存在着两种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研究来影响国家，但并不追求权力，甚至为了独立性，故意与政权保持距离。
一种是目的论者，受西方新左派影响，反对市场和消费社会，要求更大的社会平等，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他们认为专家治国者放弃了制度的最终目标，不愿意看到权力由权贵转移到技术官僚手上。
另一种是经验论者，主张以观察和实验为根据的经验，强调市场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专家治国论者引进了西方的计量经济学，以指导经济改革。
由于权贵集团为了巩固权力，必须支持专家治国，进行一些经济改革，所以并不喜欢目的论者的空泛理论，但权贵集团同时也会零敲碎打地采纳目的论者的一些观点，借此警告技术官僚不要在自由化道路上走得太远。对于经验论者，权贵集团更不喜欢，尽管他们不谴责权贵背叛了使命，但却抨击权力的组织形态，这使权贵集团意识到实证社会科学包括西方的计量经济学具有瓦解意识形态的危险。
技术官僚集团在观念上赞同经验论者，但当经验论者强烈抨击权贵时，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会宁愿接受政治权贵集团的领导，而不是支持经验论者。另一方面，技术官僚集团也对目的论者展示出宽容，因为从专家治国的原则出发，他们对政治民主和多元化更感兴趣。因此，按照康拉德的说法，正是政治权贵集团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联合与矛盾，导致改革的不断摇摆。
卡达尔。
事实证明康拉德的看法是准确的。1978年，卡达尔重新夺回领导权，试图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当局又重新将大企业分散成较小的单位，放宽对私人小企业的限制，但当局始终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政权与国有垄断大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用计量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话说，公有制决定了国家对国企实行的是一种“父爱主义”，无论这些企业是如何低效率，都必须维护其经济垄断地位。尽管在八十年代，匈牙利的个体经济已经占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一，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却始终处于补充地位。
此时的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改革的口号仍在流行，但不过是在假装改革，而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假装是在改革。1985年，大型国企官员在卡达尔的支持下最终击败了技术官僚集团，使得专家治国论者彻底失望，转而成为党内反对派。
科尔奈的计量经济学
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理论家是科尔奈。1976年，科尔奈出版了《短缺经济学》，指出短缺是计划经济特有的痼疾。在这种体制下，从企业到各级经济部门都具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试图通过投资而不是消费来增加产品供给，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投资需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国企和各级经济部门往往都表现出强烈的“投资饥渴症”。而为了保护国企，国家总是把资源集中到投资领域，从而加剧了普遍的短缺。
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软预算约束”，即不受自身资源约束，即使发生了亏损也可以得到国家财政补贴，最终必然会导致大量的财政赤字。1985年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便是一个明证。
也就是在这一年，科尔奈受邀访问中国，在几次座谈及“巴山轮”会议中，他关于宏观控制下市场协调的观点受到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专家的欢迎，当时的国家计委领导曾经主持会议，专门研讨与科尔奈《短缺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科尔奈在中国推动了实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那一年，体改委组织各部委、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进行了一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形成了130余万字的报告，便是一次实证研究的努力。
《短缺经济学》。
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等，受西方新左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将这此现象应归咎于全球资本主义化，而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些矛盾都是权力体制仍然不受限制，改革停滞不前所造成的。
这些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匈牙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争论，甚至连反对改革的某些言论都与当时匈牙利的目的论者相似，如指责经济上采用西方的实证经济学、提倡消费而不是投资，认为这些经济政策都是西方的阴谋，背离了制度的根本目标。
科尔奈曾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发挥过影响，促进了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其影响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是后来改革的推动者。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他已经看清匈牙利的改革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匈牙利实现了制度转型，科尔奈在1990年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对匈牙利经济改革失败进行了反思，认为“软预算约束”是公有制难以解决的弊病。
科尔奈。
进入二十世纪后，科尔奈虽然很少踏足中国，但却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在2010年的一次书面采访中，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但问题也很严重：
“由此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的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过高，消费所占的比例较低。当前的一代正在为未来的一代做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那是可行的，在历史上也是有人采用过的，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其他的路径也是可行的。”
无论科尔奈的判断是否准确，但在这封回函中，至少应当使那些只注重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在科尔奈的计量经济学背后，实际上始终有着政治伦理和完全市场经济的标准，否则大家不过都是在假装改革。
景凯旋
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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