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世界出现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全球性贸易活动以来，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物质、技术、资金、信息、制度、思想、文化等一切要素的自然交流交换活动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在最初的300年时间内，中国和亚洲曾一度作为全球化的重心。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开疆拓土推进全球贸易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全球白银流动的方向看，展现的图景是美洲生产白银，白银大量流入欧洲，欧洲由于没有太多的工业制成品与中国和亚洲相交换而只能以白银支付货物贸易款项，最后又使得以白银为基本币材的中国成为白银“洼地”，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最初的300年时间内，中国就是最早的贸易顺差国。据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统计，美洲16世纪生产白银17000吨，17世纪生产白银37000吨，18世纪生产白银75000吨，在上述白银产量中，16世纪的美洲白银几乎全部运到欧洲，17、18世纪又分别有27000吨和54000吨白银被运到欧洲，这些运到欧洲的白银大约有一半又转手到亚洲并最终主要流向中国。①在全球化最初的300年内，欧洲工业革命还未出现，欧洲人在需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白银制品等产品时还拿不出太多的工业制成品同中国相交换，所以只能以白银充作硬通货支付贸易差额。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就显示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大国的实力，并以区域朝贡贸易体系的核心和全球贸易流动的重心地位在首轮全球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500年前的文明优势和生产优势在中国并没有转变成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欧洲却在明朝中期的“禁海”运动和清朝乾隆皇帝对英王通商特使马噶尔尼的拒绝行动背景下用文化教育的昌明引发了最早出现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使得大规模工厂生产成为可能，而中国清朝的统治者们仍陶醉于我泱泱大国无所不有的自满之中。乾隆盛世的结束表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的完结，中国经济政治开始全面走下坡路，而此一时期，欧洲的文化教育、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等诸方面正出现全面的繁荣和快速发展势头。此消彼长，其结果是英国用炮火敲开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大门，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彻底推上了落后挨打的地位。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一直是白银的净流入国，而鸦片战争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在60余年间因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等诸多因素造成的白银外流年均达2000万两以上。
为什么拥有先发优势的中国没能在全球化发生之前的公元13、14世纪或之后的公元16世纪演变为资本主义？为什么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7年即开始率领世界最强大舰队的郑和没有西行到达美洲甚至早于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及郑和当时掌握的航海知识和技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都能达到，问题的关键在国家战略，即中国的封建帝王们从未树立过贸易立国和拓展海疆的雄心。工业革命为什么能从欧洲发端而不是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程度早早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开始？从体制上说，欧洲早期的城邦经济市民社会，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化的跃进已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政治社会基础，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牢固不变的封建宗法经济下的抑工抑商行为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萌芽的最大扼杀和阻碍力量。与这样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还有文化教育，中国直到1905年才取消封建科举制度，也就是说，一直到20世纪初叶，全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为了能出人头地必须把一套总字数不过4万字的《四书》（《孟子》、《论语》、《中庸》、《大学》）背得滚瓜烂熟才行。而欧洲从17世纪开始，物理、化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等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这一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进行全面剖析、批评的学说产生了，而中国却仍然处于封建思想和封建主义教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从这一点说，中国晚清时期也不可能产生有远见卓识的海洋战略，当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年的全球化激流逐渐边缘化。
1949～1978年这30年，从经济体制角度说，中国是走了弯路，直到1979年开始，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走向遵循市场规律融入全球化的正确道路。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仅仅在经济体制上做出了市场全球化的选择后就在30年中出现了财富的爆发性增长，全国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不足2000万人，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为2009年底的约3.37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22072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底的近2.5万亿美元，人均金融资产增加1000多倍。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重要拉动力量。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调整结构，如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应当指出，在经历了30年爆发性经济增长之后，大家都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环境破坏、资源透支、成本堆积、粗放重复等种种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我们可以用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这种简单办法来进行抽象分析，可以用投资信贷流动偏差、金融政策失当以及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等原因来解释，并且，这种分析一定要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考察相结合才能更有说服力。
（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仍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必须在以往思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稳定、可持续发展、密切与实体经济间的联动关系为着眼点。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为实体经济的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提升建立一套市场化的自动调节机制，同时在市场化机制作用日益强大之时保持适当的政府干预空间，防止各种内生性和外部输入性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放大其震荡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化提供了新的背景条件，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都将发生许多新变化，在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要参与全球协调救助行动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思考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时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不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的顾虑性、阻碍性因素，反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金融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
可以认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开放方面又给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普遍遭受危机创伤后，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目的地，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支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还能够吸纳大量国际投资，我们可以在中小型机构引资、金融服务薄弱环节引资等方面加大开放力度，在运用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全球金融市场和股权投资方面增加投入，支持具备资本实力和相应人才基础的金融机构在国外并购和拓展市场。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及随之而来的外储资金高效率运用问题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化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应当有两到三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运用主体，形成既分工协作又合理竞争的关系，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用成功的投资方向选择和风险控制机制，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奠定稀缺性资源的稳定供给通道并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中国应当认真总结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教训，不仅要注意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监管问题，还应当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性特点，避免金融压制，应把鼓励微观主体产品创新、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创新作为现阶段金融政策调整重心，在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强化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关注和监管风险，用金融机构服务效率的提升不断优化实体经济领域的要素配置结构。从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现实情况看，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局面的主要成因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缺陷。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银行主导，在银行体系中又以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或国家控股银行为资金聚集和分配主体，即使五大行中的四大银行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上市等工作，但它们的运营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信贷分配上倾向于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产品创新上缺少积极性，授信业务效率十分低下，普遍存在着风险规避行为，因而不可能主动对科技创新型、风险承受型中小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等。这些行为在银行体制中的普遍化倾向就使得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容易产生重复建设、传统产业升级困难，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经常在成长初期被外资收购等一系列问题。从国外成功经验看，一个经济体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一定要伴随着对人们创新创业积极性的制度性激励政策的出台和融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可以用差别税收政策引导调整资本的流动方向，但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常常能产生比政府税收更强烈的激励作用。例如，当税收产生前端激励即将资本引导到某个投资方向上以后，如果存在一个能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强大融资功能和企业价值变动评估功能的资本市场，成功的创新型企业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实现创业企业价值和创业企业参与者个人价值的制度化激励兼容。这种激励兼容的影响如果足够大，又能够在资本市场这个公众性金融平台上对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参与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导致他们储蓄投资的选择行为发生有利于整体产业结构改善的良性转变。当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都倾向于将资源优先配置于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就能获得内生性、持续不断的发展活力。但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变迁过程中，由于缺少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发展阶段，各类金融机构在过于严格的行政性监管限制下，始终存在着创新积极性被压制、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之类的问题，这与美国次贷危机过程中对抵押贷款业务过度扩张、衍生品设计过虚过滥当局又疏于约束的情况截然相反。事实上，美国1938年成立房利美、1970年成立房地美以及随后的20多年中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曾为美国新经济的出现和实体结构调整做出过相当积极的贡献。美国的问题主要是由2001年以后的次贷业务过度扩张和相应衍生债券泛滥成灾造成的，从而为今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此前几十年金融政策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发育实践依然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在面对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并设计中国的金融政策思路时，决不能因危机而忽视美国危机酝酿之前成功阶段的经验。中国金融改革设计者应当关注的只是如何在放松金融管制过程中平衡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的关系。
第三，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全世界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最大挑战是风险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难题。
目前，全世界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都存在两种不当倾向：或是政府控制，或是内部人控制。政府控制的一类效率普遍偏低，内部人控制的一类则容易滋生短期逐利行为导致的机构风险甚至衍生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中国在总结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教训时，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思考委托—代理关系的合理设计和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架构。外部监管的失察和制度性缺陷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中国也应当在这方面进行认真的总结。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表现出少有的稳健特征，除了资本项目管制、衍生品市场尚未发育等原因，“一行三会”以及财政部对国有及国资控股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较为严格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积极因素。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自1998年以来对银行系统特别是对那些于整体金融安全具至关重要意义的大型银行采取的财务重组、国家注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等一系列改革动作，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大幅降低，并且在最近1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决策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也没有出现过冷过热过紧过松类的明显失误，因而消除了由实体经济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信用经济崩溃的现实基础。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既不是重蹈美国的覆辙走不受限制自由化的老路，也不是维持原有的管制思维和保守的监管套路压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是要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探求如何在进一步发挥微观金融主体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的基础上谋求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实现良性互动的新路子，其政策着眼点就是让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动效率更高、方向更合理、更有利于快速实现由贸易大国、经济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强国转变的伟大历史目标。
（三）
在本轮全球危机中，为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恐慌，美欧等经济体都采取了以国有化或政府注资救治的办法，中国在执行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及2009年出现9万多亿元信贷投放时也存在大量资源流向国有企业的现象。这似乎为下一步改革埋下了伏笔。美欧政府对金融机构救助不得不采取政府注资和临时国有化措施是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救急，才能在恐慌即将发生时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将来形势好转必然会出现政府股权转让以致国有化程度再降低的过程。而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普遍出现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势必会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拖曳因素。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金融业的分业混业经营问题。从本轮金融危机看，似乎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搅在一起加之金融杠杆率过高是引致金融机构冒险扩张形成坏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全局看，美国的金融体系还会走1999年之前分业经营的老路吗？看来很难。最现实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在现有金融混业经营的基础上严格监管，降低杠杆比率，强调市场纪律，强制实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
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同，只是在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才获准混业经营，并且这种混业经营是集团控股公司下的机构混业模式而不是无区别的业务混营。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经过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股份制公司到上市，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最充裕、自有资本比例相对较高、资产质量较好的金融机构体系。由于中国仍处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阶段，因此，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解决进一步放松管制同时又适当强化监管的发展过程，故此，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系统地介绍了全球化理论观点的同时也概括地介绍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而介绍这一理论的涵义就是用来帮助理解中国金融由管制向放松管制即放松信贷配额控制、利率汇率逐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以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现实进程。
第二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世界经济的失衡，本章前两节研究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现状、起因、可维持性以及中国在此背景下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不是中国的高贸易顺差操纵汇率造成的，但中国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对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做出反应。另外，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章的第三节我们对这种影响的机制以及影响的程度进行了回答。
第三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问题。金融全球化是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想更好地促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必须对全球化下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制度安排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本章的前两节，我们对中国金融融入全球化的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研究，第三节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问题，另外，在第四节我们单独分析了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安排这两个融入金融全球化中重要的制度设计问题。
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金融全球化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银行业问题。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业，就必须研究在此背景下的中国银行业。本章中我们首先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的转型问题，介绍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脉络、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转型方向。其次，重点研究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问题，在实证分析外资银行进入的动因后，介绍了我国外资银行的现状及问题，并探讨了外资银行进入对金融及经济的影响。最后研究了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第五章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次贷危机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可能更为复杂，通过最近的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金融全球化进行了反思。发生于美国信贷市场上的危机之所以能造成全球性的影响，金融全球化是一个重要原因。本章中还介绍了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国际金融形势，探讨了次贷危机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策。
第六章主要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区域和国家的货币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第一节主要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国际金融体系在危机中屡次暴露的缺陷使一些国家开始在区域的范围内加强货币和金融合作，在第二节我们基于中国的视角研究了亚洲的货币金融合作问题。第三节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一些问题。
本书的第七章，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最优国际储备问题谈起，对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多层次外汇储备管理格局的构想。接着，我们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新现象——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考察分析。自中国在2006年2月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以来，国家外汇储备的运用已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本章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世界性金融现象加强理解并为今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有效运用提供启迪，本章的第四节对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中投公司的运作状况进行了初步介绍并提出了若干发展建议。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本书是王洛林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课题《全球化与中国》中的一个子课题，王洛林教授、余永定教授都对本课题提供了指导，李扬教授、王国刚教授亦对本课题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在5年时间里，我作为子课题主持人组织金融所和一些非社科院的同志参加了此项研究，他们是刘煜辉、曾刚、俞维彬、胡志浩、刘华、徐义国、刘明彦、高广春、王光宇、钱学宁等，在每章的写作过程中，各章执笔人以及他们的各位合作者姓名在各章中都以注释的形式进行了说明。因为是在持续近5年时间里进行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所以当最后进行成果汇集时，我除了设计体系外，还对课题全部稿件通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刘明彦、高广春、徐义国、王光宇、钱学宁和我在出版前又对全书各章节进行了资料更新和内容修订。当这本书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们自感其缺点和不足仍很多，好在全球化与中国金融问题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愿意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课题的思考和观点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深化。
《全球化与中国金融》
目 录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
第一节 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涵义和演变
第二节 金融全球化：涵义与历史演变
第三节 金融自由化：涵义及理论和实践综述
第二章 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失衡与中国经济发展
第一节 全球经济失衡：现状、起因、可维持性与应对
第二节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理论演变与中国实证
第四节 关于中国投资、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考察
第三章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乘坐三等车厢还是充当火车头
第二节 中国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改革
第四节 中国的汇率和资本账户改革问题
第四章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银行业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银行业转型
第二节 外资银行业的进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三节 开放条件下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的国际金融形势分析
第三节 美国次贷危机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区域及国家的货币问题
第一节 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第二节 金融全球化和中国视角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
第三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构想
第七章 全球化下的外汇储备管理和主权财富基金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最优国际储备问题
第二节 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效率评价与改革构想
第三节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起源与实践
第四节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试水的评价和战略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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