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创新与‘十三五’”。
大梅沙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方向，秉持理性、开放、创新的理念，聚焦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进程，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力争成为国内外有重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设有中国金融改革论坛、中国科技创新论坛、社会转型与制度创新、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中国教育改革论坛等八场专题论坛和媒体领袖对话等交流环节。厉以宁、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等学者，以及南非共和国前总统德克勒克等百余位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政商学界精英出席。
在11月5日上午的论坛六“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做了题为“把牢方向，扎实推进”的主题演讲。
李荣融回顾了国企改革的历史。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的决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很大的分量是讲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李荣融说，自己当过国企厂长，厂长负责制效果也不好，党委书记不断有小纸条。1993年1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了九年，到朱镕基手上越搞越困难。朱镕基撤销了大批部门，工人下岗。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确定的原则是对的。
李荣融认为当下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政企分开，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这两个是必要条件，这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以下为李荣融演讲实录：
国企改革32年历史回顾
我想了想，我想还是回顾一下历史比较好，因为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37年了，如果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来算，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32年了，不是没有走过，也走了一段不短的路，我认为值得总结、值得回顾，我想从这个切入点进行我的发言。
十二届三中全会是1984年10月份开的，这次会议是最早有系统的安排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全会做的决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很大的分量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后来慢慢这个声音淡了，说实在话，中心不中心也不是你说不说，这是客观事实，你要离开它，它会惩罚你。你要搞好了，它会加速发展。那次会上你们今天一起回顾一下，这个《决定》是1984年10月份做的，它是怎么描述的？他说“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决然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企业的活力来源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32年前的话再到32年后的今天来看，我认为当时的环节抓得很准，为什么要搞国有企业改革？解决活力问题。所以你对国有企业也好、国有经济评价也好，按我的眼光评价就是看活力。今天要说不管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一样看活力。开始提出的着力点很准，至今看也是对的。
过了九年，在这个的指导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权、让利，我是1984年担任厂长的，在企业18年，从工人开始一直爬到最高峰，也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指导下开始我的生涯，我是无锡市第一位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坦率的讲，当时邓小平想改革国有企业，提出来厂长负责制。讲实话的话这个厂长负责制实现效果不好，党委书记不断有小纸条给我，说这个问题最好放在党委会上讨论一下比较好，我在厂里18年，威信也不低，所以经常给我小纸条。我待18年的体会是什么？我上任以后抓得最重要的是责任，谁负责？不管书记也好、厂长也好、董事长也好，都可以，谁负责？没人负责搞不好企业。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九年探索了，走出什么来？明确了方向，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不解决，我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因为这是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不是说具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一定能搞好，我说的是必要条件，还要有充分条件。我们这个话没讲完三年，美国的安然倒了，安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是的。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这么好的企业也会垮掉？我说这是必要条件，还有充分条件。他的董事会没有有效运作，到后来的雷曼垮台，雷曼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弗尔德（音）是很不错的，我还总惦他。后来我们2003年建国资委，2005年他来了，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这个部门刚起步，缺乏钱也需要培养人，他说需要培训、培养我可以来，我和他这样见了一次面。后来雷曼垮了，雷曼是在他手上带起来的，从低谷走到顶峰，但是说倒就倒下？原因也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没效，有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要有效的运作，他也是一个人说得算。
安然、雷曼都是做假帐，今天股市总希望把股价炒高，逼得企业做假帐，说倒下就倒下。1993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国有企业的得牢牢记住四句话，无论是在政府岗位还是企业岗位得扎扎实实做：一是产权清晰；二是权责明确；三是政企分开；四是管理科学。
我实践了一段，我说这16个字很有道理，当时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所以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现在我要说的是，应该要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具有绝对搞不好，审批的人不负责任，从项目建议书到开工报告一共八年，八年批一个项目，你说哪个企业的项目还能赚钱。
后来我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清泰同志当时是经贸委副主任，几个项目没有一个成功的，投资都在上百万，比如湖南工人发不出来工资的事情，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
到今天要讲，我就说好好记住我们实践，自己总结的内容，这是中国化的，同时又尊重世界办企业的规律，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1969年到2002年，我当时在经贸委，那次开会到今天我还有很深的印象，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当时也选了一批亏损企业试现代企业制度，不客气的讲这个试点到后来也不了了之。
正因为这个没做好，你的国企改革想搞好下了不少劲，但是我们的步伐又不断在开放，刚开始我们和乡镇企业竞争，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竞争对手不仅仅有乡镇企业，外资来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不少人说国有企业是政府偏袒你的，温室里的花朵养不好的，必须竞争。所以今天的国有企业，我们国资委的带领下做出一些成绩，我首先要感谢民营企业、感谢三资企业，只有和高手竞争才有希望攀上顶峰。
再到九年到朱镕基手上越搞越困难，三分之二是亏损的。1998年全国25万户的国有企业利润才214亿，今天是中央企业一个月的零头，一个月要1200多亿。那个时候真困难，我陪吴邦国副总理到贵州机床厂，一家八口人就靠一个离休的老干部生活，女儿女婿有一个孩子，儿子媳妇有一个孙子，八口人就吃一个老人。我们去的时候老人已经78岁了，我心里不是滋味。一出门副总理和我同样的想法，这个老人如果走了这个家里怎么弄？
贵州机床厂的厂长拿多少钱？150元，每个月发愁怎么发工资，各地也是一样，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也发愁发工资。因为国有企业面对这样强手的竞争，自己的毛病都暴露了，越走越困难。所以朱总理任期的五年国企改革拖得他确确实实不简单，财政收入也不行，下岗分离制是那个时候搞的，也有人有意见，这个包袱是政府加给企业的，至今我还在说赶快解决，这是政府加给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应该和三资企业公平竞争，人也应该有进有出，现在还养了超过一倍的人，要我裁员50%，但是不让我们这样做，要考虑社会稳定。我拖了这么大的包袱和人家一样竞争，要成为国际一流的企业，自己为难自己。
所以朱总理没少花精力，他说的是三年不扭亏他下台，那个时候多困难？改革真改，国家政府机关裁员一半，三个月到位。没有撤销九个工业部，我后面也没那么顺利，建一个经贸部国资委，后面会建工业部、机械部的国资委，还是条块分割。他撤掉了九个工业部，层次上甩掉了一个，那是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做的改革。今天条件太好了，我不客气的讲，当时我就想把历史包袱一个一个甩掉，大集体职工2005年利润就比较好的，就想解决。我说我是工人出身，我理解，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熬了五年，再让他熬怎么熬？我家里也不宽裕，也是一个穷孩子，就有心理缺陷，自卑感。这些人家里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愿意让职工下岗，要搞活企业必须下岗，否则一起死。
钱是钱，作为人家的家庭，如果你是那个家庭的一员你怎么想？所以改革，我的说法就是要严格按照规律走，今天更重要是政企分开。走着走着走到没路了，18年下来下了这么多功夫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体制没动，老体制走新路绝对不可能。所以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至今我认为所确定的原则是对的，这是总结的国外、总结了国内自己的实践得出来的，2002年到今天14年了，我说他确定的原则是正确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又成为中心环节，又在议了。后来出了一个题目，说荣融你带一个队做做这个课题，我要做就不能回避现在的现实，不能避开矛盾，还是要针对难题做，这个课题刚刚做完，我们会陆续发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政企分开
因为从2002年开始体制改革了，数据也都有，我们不是理论分析，是实证得出什么结论？一是体制，我做的题是效率与国有企业改革，老是说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我说我们也不回避到底高不高，低怎么改？我也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就是《尊重规律办企业》，不管什么所有制企业都得按规律办，雷曼倒、安然倒就是没按规律，按规律由小会变大，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都一个样，不是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有些老师这样讲，我有一次在一个比较高的演讲会上说，在座各位教授、导师，有哪位导师说哪个企业一定搞好，私有企业天天在关门，关门开门不是坏事，关门不符合市场经济、不符合现代要求，那应该关，是好事不是坏事，国有企业也是一样，应该有开有关，我们做的课题我可以说一下，我做的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个指标，第二个是总资产贡献，第三个是工业增加值率，做了计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我们是用央企的数据，因为比较可靠。
中央企业在体制改革后生产率的提升32%到40%，其中来自体制的贡献30%，这个体制改革是有效的，这个增长率可以说这十年我们用的是2004年到2014年。
关于国有产权的结构与效率的关系，这是用的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的数据做的计量分析，分析下来的效率强项对控股，国有占的股份是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绝对控股，讲到这儿我可以说，不要动摇，牢牢坚持方向。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说两个一以贯之，一个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讲建现代企业制度我说更要突出的两条，政企分开是第一条，第二个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必要条件，这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把牢方向”，着力点是牢，不要放。二是“扎实推进”，不要来花哨的，扎扎实实走，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中央企业从2003年到2012年十年，年年平均增长接近20%，国有资产、销售额、总资产回报率、利润，你对路就是快，不对路没用。占用大家的时间讲一下我的观点“把牢方向，扎实推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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