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有企业老板借员工身份证换汇 资本管制是必须

　　“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做法坚决支持。”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据余永定透露，其学生曾告诉他，深圳当地有些老板竟然借员工身份证大量换汇，在他看来，这种违法操作一定要禁止，包括在5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下还存在大量海外买房现象，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调查研究。

　　因此，他表示，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严格执行5万美金购汇额度的政策。但余永定也承认，资本管制存在一系列副作用。

　　核心问题是如果汇率无法由市场决定，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余永定建议，应该早下决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这样资本管制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

　　《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余永定：我不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判断，谁都很难做出判断，很多著名的银行家都说，对他们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是具体判断最后会走到什么水平，这太困难了。我想讲一下比较原则性的问题。首先，我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我们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套，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怎么在美国买房，我就奇怪了，每个人5万美元的额度，怎么能在美国买房子，合法不合法？但电视台已经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怎么在美国买房子不吃亏、不上当。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过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我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赞成，我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要加强资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的同时，电视节目里却在议论如何把钱挪到外国去，在外国买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渠道使人们能够非常方便的把钱汇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们损失了钱。

　　另外，它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降准呢，因为一降准输入更多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央行也充分认识到了，如果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虽然我长期以来支持加强资本管制，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让人民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减轻。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错误的原因是顺序没考虑，如果把顺序搞对了，最终我们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

　　缓慢的贬值，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市场总是预期，你还是要贬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就会受到很多阻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也是比较困难的。

　　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从国际上，一般大家讨论四个问题：第一、银行货币的错配。第二、企业的外债。第三、主权债。第四、通货膨胀。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我还想说一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是否能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三十多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这个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的执政能力超强，这个国家还有资本管制，它的汇率会大幅度贬值20%吗？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

　　余永定：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肯定会明显加强，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初期，因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现象，全球化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美国的蓝领工人，确实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减缓，甚至没有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蓝领工人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国际化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自由化的旗帜，你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实际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要适度的问题，不能太冒进。最近，我们一些银行被罚款，我们媒体和一般公众的潜意识，马上认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是受了人家长期宣传影响的一种偏见，不见得是咱们的不对，或者咱们可能有点不对，错可能是在对方，美国不但罚中国，而且罚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警惕。我们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量力而行。

　　余永定：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稻葵说的巨大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算笔帐，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吧，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完全靠市场的方法是没法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之下，应该尽快释放这种压力，而不是缓慢的释放压力。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那是理性的预期，你打来打去，热钱不断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现在同样是这样的，你是打不掉的，让它贬到底了，预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经验，它升到高点要降，不让它降花了几万亿套在那儿，最后还是降，最后到3000点还是稳定在那儿了。

　　何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额度得管，幅度要放？

　　余永定：我的意思是资本管制不能放弃，但我们不能轻易改变过去的一些承诺，我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已有的管制，另外，尽快的让人民币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