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十三五经济增速上下限为6.7%和6.2%

蔡昉在活动中。 会议方 供图
未来四年，中国的GDP增速将呈现什么态势？11月17日，在《财经》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给出了他预测。
蔡昉为“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划定了两个界限：6.2%的下限和6.7%的上限。如果维持现有潜在增长力不变，中国经济将持续下行趋近下限；如果推进改革，改革红利将带来额外的潜在增长力，中国经济就能以“L”型接近上限，从而在“十三五”剩下的四年完成平均增长6.5%的目标。
之所以划定增速上限，蔡昉认为，“如果现在追求一个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实际增长速度的话，总的来说，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
蔡昉在演讲中。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韩声江 图
“这是我们经济增长未来的三种可能：第一，6.2%是下限，不应该突破它；第二，6.5%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平稳回归到上限；第三，上限是6.7%。”蔡昉表示，6.2%的下限是由当前的潜在增长能力算得，要在不出现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现象的条件下，6.2%是需要守住的增速底线；如果改革顺利进行，潜在增长能力可得到提高，6.7%的上限便是从潜在增长能力加改革红利计算而来。
潜在增长能力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引擎。蔡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褪去，由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下降，资本回报率随之下滑，影响了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通过改革防止它下降过快。”蔡昉说。
如何加快和推动改革？蔡昉认为，对改革要达成三个共识——
首先，“不要把改革看作和经济增长速度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涨，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
再者，改革也有成本，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实现激励相容；
同样重要的是，把改革目标确立在体制机制改变，而不是改善指标上。
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地转移的人口占到53%，随着县转市或转区的变化，在不改变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仅改变户籍，从农村户口就地转成城市居民户口。但这样追求指标的方式带来了问题，就地转移无法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不能改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问题，实际上没有为潜在增长力带来改革红利。

蔡昉发言实录：
我从预测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题目，总的来说，划一个上限，划一个下限，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这个区间是我们希望的范围内，同时也会遇到很多客观的因素。
第一个判断是，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行区间相对狭窄。今年是“十三五”第一年，上半年GDP实现了6.5%的增速，“十三五”时期今后的四年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呢？我预测的下限是在“十三五”期间保持平均6.2%的增速。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我们当前具有的潜在增长能力，不出现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现象的条件下可行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既然我们认识到我们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那我设定的上限在平均6.7%，它是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加改革红利，也就是说一系列的改革如果能持续下去的话，能够获得额外的潜在增长能力。
中间这条线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从“十二五”时期的7.8%，2012年以后就逐渐下降，今年上半年是6.7%，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看，我们会迅速下降，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年达到6.7%以后，今后要保持不要过快下滑，我们设想，如果从今年开始逐渐向上限靠拢，到2020年就可以和上限这条线并到一起，这四年应该保持平均6.5%的增长速度。这和我们原来预期的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保持6.5%、翻一番的目标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经济增长未来的三种可能，第一，6.2%是下限，不应该突破它；第二，6.5%是在现在的基础上今后平稳回归到上限；第三，上限是6.7%，上限只能追求后几年的结果了。
先看一看下限是如何决定的。下限就是我们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劳动率供给、人力资本供给、资本回报率以及这些资产要素的配比），也就是你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行变化决定的。更具体的说，它和我们人口红利从强劲到逐渐消失到迅速消失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潜在增长率是从2010年之前的接近10%逐年有所下降。因此，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下限。
大家看，左上角的图，是和我们的劳动供给，也就是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是有关的，但我画出来的这几条线是指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与主要的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之比。如果它迅速上升，就意味着我们迅速向这些国家靠拢，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比较快的丧失。单位劳动成本和我们平时说的劳动成本略微不一样，我们讲的劳动成本主要是由于工资水平构成的，这个涨得很快，劳动成本就迅速提高。如果你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增长提高，甚至劳动生产率还快于工资上涨的速度，你不会迅速丢失掉你的比较优势，因为所有上升的成本都被劳动生产率挣回来了。但是反过来，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已经慢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你的单位劳动成本就会提高。所以，单位劳动成本=工资÷劳动生产率，是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我们按照这样的测算，算出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的确是迅速上升的，我们的工资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过快，而且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单位劳动率成本提高。仅仅看自己的提高还不够，我们和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其他最发达的制造业大国相比较，相对于它们的比重也在迅速的提高，意味着我们相对于这些制造业大国来说，我们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优势在丧失。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办法，迅速把制造业回归，形成了一个再制造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容易丢失掉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这是影响我们生产函数的一个因素。
右上角是指人力资本的供给，说穿了，人力资本就是由受教育年限决定的，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个阶段新毕业的学生构成的。它的构成会决定你的人力资本高低，如果大学生占的比重很高，小学毕业就业的人比重很低，你的人力资本还在提高。但这个构成相对不变的话，总的毕业生的群体，也就是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逐年减少的话，劳动力短缺了，特别是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在减少，总人力资本也就在下降。这条线是按照每个阶段的毕业生人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出来，相加起来就是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大家看，从2012年之后，就停滞下来，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下降了。这是生产函数中的又一个重要变量。
大家看这张左下角的图，投资回报率从90年代初开始下降，在过去这几年里，下降得更快了。也就是说，我投资到哪儿都很难有收益，原因也很简单，和劳动人口的供给有关，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了以后，大规模的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人，它的结果就是加快了你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因此，劳动者速度不能相应提高的话，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相应提高的话，资本回报率就会下降。我们现实中，也看到了资本回报率的迅速下降，它决定了你的资本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这张图，它可以给我们显示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在明显减慢。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部分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和其他的生产要素过去都集中在没有效率的产业中。比如劳动力被富余的农业中，当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人口迁移，就把这些低效率使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得到了一个总体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它构成了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效率未来的潜力，棕色的往上走的这条线，同时也到达了它的顶峰的线，是指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这个增长率是在逐渐减慢的，如果达到了峰值以后，增长率接近于零，接下来就有可能转向负增长。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增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因为我们目前农业中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还在那儿务农的都是40岁以上的人，因此，他们有些不再转移了，真正变成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人数，在于农村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就是16—19岁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的变化情况如何呢？就是下面蓝色的线，过去都是每年增长的，因此，农民工增长速度也很快。而到2014年，16—19岁的农民人口就达到了它的峰值，从去年开始，今后就是负增长，负增长的结果就是农民工的来源就没了。过去农民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是4%，到了2014年就降到了只有1.3%，去年只有0.4%，今年可能还会更低，未来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负数。当新出来的农民工的数量抵不上那些到了40岁以后不想在城里干了，要退回农村的数量，农民工的增长就是负数。这个负数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就大幅度减慢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利于我们经济增长这个生产函数的。
当我们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经济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看的是一个生产函数，这个生产函数里面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劳动，有人力资本，有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整个大图就显示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潜在增长率必然是下行的。而且里面有一些因素，其实是很难逆转的，但可以通过改革防止它下降过快。
既然我们把它定为下限，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突破这个下限，突破这个下限我们承受不起。我们定义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就是你达到了这个增长速度，既不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有周期性失业现象，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会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低于这个潜在增长率，通常会带来周期性失业现象。
我们有一条红色的稳定的线，这是一个失业率的概念。这条线我们叫做自然失业率，主要是由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构成的，这两部分失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通常都会存在？因为一部分人过去的工作没有了，经济结构总在调整，丢掉了过去的工作，想找新的工作，也有很多新的岗位需要找我这样的工人，但是我的技能还不适应这个新的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去做一些培训，学习，这就是结构性的失业。同时，当我想找工作的时候，也有人想找工人，但我们俩凑巧还没有在市场上碰到面，这个过程中处在摩擦性失业的状态。我们的测算结果，自然失业率，中国目前大概是4.05%。总的来说，如果你的经济增长符合潜在增长能力，也有一个自然失业率，这很正常。如果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周期性失业就出现了。蓝色的是城镇登记率水平，大概4.1%的水平，它和自然失业率基本上是吻合的。我们最近这几年报出了一个调查失业率的概念，一般看上去是5%到5.1%的水平，
由于调查里没有充分地包括农民工，而大部分选的人是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因此，如果说农民工的失业率非常低的话，而农民工现在在城市的就业率又占到了三分之一，所以你把这部分加进去之后，会得到稍微低一点的失业率，我重新估算了一下，可能还低于4%这个自然失业率。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失业状况和自然失业率相符，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是如果你的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底线之下，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就意味着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当你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周期性的事业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低于底线的原因。
目前看，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虽然我们总体上看宏观数据，登记的失业率是4.1%，调查的失业率是5.1%，总体上就业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出现了区域性的和结构性的就业问题。这张图显示了城市和镇、农村的失业率，分地区，但是我不想显示出是哪些地区，也不想显示出纵坐标上到底什么水平。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结构性的、区域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当区域有大差距，结构性有大波动的时候，你从宏观数据上仍然能说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一个具体的省份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是周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底线还是必须要有的，否则会遇到失业率的困扰。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GDP总量翻一番，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因此按照我们官方的测算，必须保持不低于6.5%，才可能实现翻一番，也就是说按照不变价，在2010年40.9万亿元GDP的基础上，到2020年达到81.8万亿元GDP总量。这个要求是说，我们不管要不能突破底线，还要在底线之上，尽可能地往上限靠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保持6.5%的增长速度是最佳的。这是关于底线的。
我们为什么设置上限？
人们会说，我们设置了底线之后用尽可能快的速度，为什么不好？我想也有几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追求超过上限。
我们先看一看，什么决定了上限？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6.7%上限，也是要经过相当多的努力，而这努力主要来自于改革，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改革红利，得到在6.2%的基础上一个更高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一个重要的改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这项改革对于供给侧能够带来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我们知道，劳动力人口是在负增长，绝对数量已经不再增长。各个领域和区域都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今年上半年，很多调查也显示，企业第一关注的还是劳动力不足。这个时候，你想参加劳动供给的唯一来源，已经不是绝对数量了，还是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从那些富余的农业和一些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出来，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中。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同时，还让这些想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以及还没有机会就业，甚至不想就业的人进入到劳动力群体中，提高劳动参与率。
户籍制度可以提高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让那些40岁到城市打工的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会想要回到农村去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参与率就能提高，劳动力供给就可以增加。同时，新型城镇化、户籍改革还能够保持劳动力的流动，从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要素率。
当然，从需求侧，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扩大我们的内需规模，带来更好、更平衡的宏观经济。
我们也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通过政策托底，能够保障民生，保持我们的消费需求。生育政策的调整，未来二十年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劳动力群体，让我们的人口红利有所延长，同时在社会效益方面，也可以保证人口的均衡发展。教育体制的改革，培训制度的调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也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也可以防止贫困的代际遗传。那么，从供给侧是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需求侧可以改善民生，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后，我们估算出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再超过这个上限，恐怕就不是改革红利了。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追求一个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实际增长速度的话，总的来说，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因为改革红利决定的上限再突破，恐怕改革不会进展到那个程度，只能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而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自己这几年的实践，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金融、股市的推动。今年的经济增长里面，也很可能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的推动。这些推动都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是不够健康的。
从历史上，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美国，长期以来供给侧存在问题，他们的社会政策存在着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制造业的工人丢掉了一部分岗位。在这个时候，他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没有做出良好的调整，他们的社会政策没有保证这部分人顺利的转岗和最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形成了他们的不满。这个不满最初美国应对的办法，就是用非常宽松的信贷条件，让他们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你们可以买房，有没有工作没关系，有没有首付没关系，最后推动出了一个资产泡沫，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老百姓生活陷入到更加悲惨的状况，直到他们站出来在政治上投出他们的票，最后选出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无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
从日本经济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惨痛的教训，当他们的人口红利消失，供给侧存在各种不利于市场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时候，没有想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认为是需求不足，因此采取了大量的刺激政策，也是推动出了一个强大的资产泡沫，到80年代末，这个资产泡沫破裂以后，至今它的经济增长也接近于零，我们把它叫做“失去的30年”。我们今天比较早的认识到了中国经济是新常态，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是供给侧，要通过改善生产函数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设一个上限，不突破上限是“宏观政策要稳”这一经济工作总体思路的基本要求。
我们不突破下限，不突破上限，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在“十三五”随后的四年里，要保持6.5%的速度就够了，我认为也很好了，不要逐年下降，维持在平均6.5%的速度，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到了“十三五”的结局之年时，回归到经济增长的上限。从今年开始，我们逐年回归到“十三五”末达到上限的水平的话，意味着现在可以形成一个小的L型的经济增长。
这张图显示的是看得更长一些，我们用潜在增长率预测到2050年，同时我们设想了几种不同的情景，在不同的情景中改革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出了这么几种改革的效应：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能够得到改善，延长人口红利。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包括减负等等，都有利于这一点。三是直接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四是提高人力资本，通过教育的改革，通过培训。五是通过提高生育率，能够改善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在这几种组合的情况下，从左到右，改革力度不断提高，最好的一个结果是可以在长期中看到一个非常接近于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因此，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可以追求一个小L型；在更长期的，中国走完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在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改革，赢得改革红利，争取第二个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它的前提是在短期内要保持底线和上限，既不突破底线，也不能突破上限。
最后讲一下，如何加快和推动改革。
我们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在中央的文件中已经反复提到了。我们都知道，学者也取得了很大的共识，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说改革推进的不像预期的那么快，至少我们看，如果加快推动改革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一些共识还是应该达到的。第一个共识，不要把改革看作和经济增长速度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涨，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我前面的那些估算，能够达到未来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是有真金白银的收益，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
但是，改革只是收益还不够，因为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此，我们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就会产生观望和等待。
最后，经过改革的推进，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改革要确立体制和机制的改变，而不要简单的用什么指标去衡量。我稍候会举一个例子，仅仅用指标去衡量可能不利于真实的推进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有红利，它的红利直接显现出来，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改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但是，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至少可以举出这几条改革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些社会保障项目是参与者自己做的贡献，但在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里都是有财政补贴的，因此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
再比如提高人力资本的相关改革。当一个国家在逐渐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增长非常快，我们通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那个阶段上，能够让过去上不了学的人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就可以大幅提高受教育年限。当义务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以后，再想提高受教育年限，就要大规模扩大高等教育，但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此，在这个时候，至少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显著的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一是把义务教育推到高中阶段；二是把义务教育向前、向后延长到学前教育。这些无疑都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最后，结构性的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要安置职工，要进行转岗培训等等，也是需要国家投入的。因此，我们知道改革红利，同时也知道改革成本，要良好的协调这两者之间。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讲一讲改革如何能够做到激励相容。
我们分解了一下，这些年新增城镇人口，也就是说城镇化的过程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算的结果发现，自然增长贡献了城镇化的16%，虽然增长是指城市居民的新增人口。农民工，也就是从农村转入城市而没得到城市户口的占了26%，而这部分人最重要，因为他是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供给。还有一部分是从农村转入城市，得到了户口，只占5%。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地转移的人口实际上占了53%。那些人可能过去是生产在县里面，现在可能改成市了，改成区了，过去他在村里或者乡里，现在改成了镇。这些人把户口转成城市居民户口，什么都没变，就业没变，甚至社会保障也可能没变，但户籍变了。因此它构成了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就来了。
过去很多年，我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速度有点慢。中央提出了要求，“十三五”时期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说如果没法把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成城市居民户口的话，就很难完成这个指标。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如果说，不花钱也能完成指标的最好办法，是加快就业转移的这部分人口，通过改口径、改身份就把这部分人变成了城镇户口，可以提高比例。但它不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为这些人没有发生其他的变化，因此不能改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
我们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归根结底要让大家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力的；第二，你要合理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成本，要让改革成本至少有一部分由中央买单，这样各方的积极性才是相容的，改革才能顺利的推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