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老年妇女赋权和保障其人权的角度看，不论是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还是老龄化的主流化，我们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胡玉坤
提供公平优质的保健与长期照料服务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预防、治疗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应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加速了中国的流行病学转变，即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非传染病为主。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加，目前已接近3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到中国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到2012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86.6%。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前三位的死因，仅这三者就占总死亡79.4%的份额。像阿尔茨海默等疾患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呈上升趋势。更不容忽视的是，很多疾病还呈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带来更多富有挑战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慢性病患者的基数随之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大，患病情况增多，有的老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疾病负担十分沉重。所以，需要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性质和范围与之相配套，也需要物质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更多投入。这势必会加重业已超负荷的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
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但迄今为止，保健服务的供给依然是按急性病设置的，而且很少关注生殖期之外妇女的健康需求，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服务等。为了有效地回应老年妇女和男性的健康权利和需求，相关的医疗设施、产品和服务需要做出适老化的调整。如前所述，老年妇女面临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慢性传染性疾病。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快速蔓延，应改变以医院为中心的卫生服务方式，转而实行由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主导的各层次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综合协调的服务模式。许多疾病是不可逆转的，但也不威胁生命，而是更多地需要家庭照护而非住院。应当为罹患慢性病的妇女提供非医疗的居家援助服务以替代机构化的服务。多数疾病通过健康行为和支持这些行为的环境是可以预防或延缓的。即便是功能受损者或高龄老人，假如辅以辅助装置，如拐杖、轮椅或助动车，并居住在交通便捷的地方，他们仍可外出活动，去商场购物，参加社交活动。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的独立性并使其成为活跃的社会成员。
卫生等公共政策必须重新定位，以迎接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基于“健康老龄化”定义，提出了一个公共卫生行动框架。该报告特别强调为了回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卫生系统需要从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模式转向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综合关怀模式。这意味着亟待建立开展长期照护的综合系统。近年来，尽管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面上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严重不足，社会安全网也很不完善。例如，农村医疗保险仅仅报销因住院而产生的灾难性卫生支出，诸如初级保健和预防服务却不在报销之列。这无法满足为慢性病患者提供连续性照护服务的需求。为迎接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中国迫切需要为全民建立一个可负担的适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特别是一套面向老年人的综合性的照护服务。
改变对老龄化和老年妇女的负面社会建构和社会偏见
社会规范对不同年龄的男女性提出不同的期望和要求，老年女性的形象以及人们对老年妇女的态度大多是负面的。社会观念也贬低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所以，根深蒂固的态度和观念的深刻转变是必要的。作为家庭成员、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和志愿者等，许多老年妇女和男性仍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承认妇女的潜力，摒弃她们是问题、负担以及脆弱的观念，是将妇女融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老年妇女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被动受益者，而是各种权利的拥有者和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员。
关注所有年龄段妇女的发展与福祉
为了实现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要确保所有人，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享有平等机会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也受惠于社会发展。《马德里行动计划》就呼吁要改变人们的态度、政策和方法，以确保老年人不仅被看作是福利的受益者，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老年人参与社会有多种含义，包括积极参与涉及其切身福祉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包含同年轻一代分享知识和技能，组织社团等。为了使老年妇女特别是弱势人群能为自己编织更美好的生活，应大力清除老年妇女参与社会的“绊脚石”。这是保障其权利的关键，也是其获得赋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加强分性别和年龄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可为制定和实施政策与方案提供支撑。为了在所有发展政策和方案中反映老年妇女和男性的需要、观点和经验，必须致力于按年龄和性别收集、分析和传播相关数据。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关于老龄化的讨论居然几乎不见妇女或社会性别议题。老年妇女的不可见性会导致统计和公共政策的缺失，反之亦然。
关注妇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弱势地位
中国和国际的经验都表明，针对老年人的发展政策必须关注性别歧视与年龄歧视及其他各种权力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于老龄化的回应必须是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而且应具有生命历程的观点。老年人口本身在加速老化，这个人群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而高龄老人中以女性居多。老年人的多样性还随年龄而增加，80岁的人显然比60岁的更复杂且多样。老年人跨越4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价值观、习俗和信念也各不相同，其多样化可想而知。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老年妇女。尽管老年人群具有某些共性，她们却是一个异质性群体。老年人的多元性还源自于性别不平等与其他社会不平等交织互动。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老年妇女尤其是其中的脆弱群体，其中，包括单身、无子女、贫困、患病、残疾、寡居及高龄者等，应成为公共政策和政策行动优先关注的目标。这些人群在获取保健、教育、就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上面临更多性别和年龄歧视，但公共政策包括同老年人直接相关的政策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却很少倾听她们的心声。针对老年妇女中的“短板”，如农村、丧偶寡居、高龄、受虐、患病或残疾的女性老人的特殊诉求和问题，需量身定制设计特殊的干预方案以便有针对性地给其赋权。
综上所述，近两年，尽管应对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战略和方案密集出台，而且人口老龄化与老年问题的女性化趋势日渐明显，但中国老龄政策总体来说还是性别中立的，很少有社会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性。中国在满足老年妇女的权利和需求方面行动也比较缓慢。这与中国政府承诺的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决策主流仍存在较大差距。假如人口中增长最快且最弱势的老年妇女和男性仍被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那么，国家的各项发展目标势必无法实现。从给老年妇女赋权和保障其人权的角度看，不论是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还是老龄化的主流化，我们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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