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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解读财税改革新动向

  本期看点:

  初春3月 中国迎来两会时间

  代表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

  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成效如何?

  下一步如何推进?节奏怎样把握?

  财税改革又该如何助力实体经济?

  首席评论两会特别节目带您看两会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今晚为您解读

  嘉宾介绍:

  许善达——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现任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教授、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财政、税收、金融理论研究,担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等

  文字实录

  张媛:各位好,这里是首席评论。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一年,“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并将继续实行,在提振实体经济的总目标下我们今天关注财政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如何调整适应整个改革目标。

  2016年营改增所有试点行业税负实现只减不增

  3月5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去年中央首次强调降低宏观税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低企业成本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成为2016年的关键词,5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被认为是本届政府重大的减税举措。根据预算报告,2016年营改增新增试点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部实现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36亿元。

  许善达:宏观税负仍有下降空间

  张媛:营改增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整个营业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提整个宏观税负的下降,特别看到宏观税负在高层的表态上从稳定转为了降低,这个时候宏观税负如果要降低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操作层面上应该怎么做?

  许善达:营改增这个事可以说是我们从199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的措施,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2015年提出来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觉得下行是正常的,要下行,又要防止悬崖式的下行,还有很多措施,我认为营改增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如果我们2016年不实行营改增,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要比实行营改增大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缓和的往下走,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认为在营改增之前,我们从税负来看,最不合理的偏高的就是营业税,而且服务业税负高也影响到制造业,因为你制造业购买服务业营业税的服务不能抵扣了,所以现在统一数字证明,营改增以后减税最大的部分是原来的制造业,他们购进的服务业能够抵扣税款以后,他们减税的数量是最大的,所以营改增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但是呢,这个完成以后,再来看我们整个宏观税负,认为仍然偏高,不是说营改增把5000亿减了,我们宏观税负就合适了,我认为仍然偏高。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的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策我认为是决策层他们做的一个,可以说是有前瞻性的,应该说非常英明的一个决策。

  许善达:降低宏观税负关键在于降低社保缴费率

  张媛:全面实行了营改增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出现了整体税负下降的态势,效果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如果说宏观税负整体水平还是偏高,那么继续要减的话,从哪里入手呢?

  许善达:我们在两年以前研究院也写过报告,从现在来看偏高最优先降低的是社保缴费,因为我们国家社保缴费有一个历史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刚开始搞社保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职工和企业都不交社保,但是退休了要领钱,所以我们财政部没有另外一笔钱给他们发这个社保费,所以当时定的就是由现在交钱的人交两份,给你自己将来领钱交一份,现在还不到退休预交一份,同时给以前没交现在领钱的人交一份,这是个历史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有个过程,所以偏高是当时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从2016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我们原来是45的缴费率,中央决定从45到降到40,大概有一千亿左右的减负,同时原来有些地方,因为我们是分省统筹,有的地方收支不够就提高了缴费率,有的46、47,国务院决定地方提高的一律废除,执行中央定的40。同时允许一些收大于支的,你有盈余可以降低,所以广东、浙江都把企业交的20的养老保险降到了14,这个是2016年的年初做的决策。尽管如此现在40%的缴费率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在宏观税负里头,我们现在认为营改增之后最优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保缴费,我们提出来花五年的时间把40降到20。

  张媛:如果说从40%社保缴费率变到20%,这个是减了谁的负?如果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是不是员工的福利相应降低了?

  许善达:不是的,这个是既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减轻了员工负担,比如说减一半,现在养老保险是28,减一半,企业从20到10,职工从8到4,这个对企业和员工都是减轻负担,表现在社保缴费率的降低,只要这个降低的部分,企业少交一部分,职工也少交一部分,收益既有企业也有职工,但这个并不影响领钱的人多少,少交的,领钱的人并不变,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们认为只有划转国有资本。

  许善达:可考虑动用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

  许善达:现在就有缺口,现在缺口是什么呢?一部分由省里自己的财政补,还有一部分省里补了不够,中央财政再补,现在每年补在8、9千亿的税,才能使领钱的人领到,交的人和领的人太多,有一个算账。我们觉得你再靠财政补贴这个办法是不可能了,因为财政的收支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往这里头补,但是你又想降低这个东西,领的人又不能少,那这缺口总得往里填,那么我们认为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国有资本。

  张媛:这一块国资委的压力也很大。

  许善达:你动用国有资本并不是说国有资本变成私人资本,是把它的收益拿来往这里补,对国有资本的收益约束就更强了,当然这个办法还有很多别的好处,比如说你国有控股的企业,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就是国资委负责,不管中央还是省,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股东,如果你把一部分划给社保,仍然是国有资本,这个股东变了,等于国资委代表一个股东,社保基金代表一个股东,这样两个股东都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并没有少,但是两个法人代表的身份变了,变成两个股东,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运行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的关系要比现在一股独大好,我们现在说一股独大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但是不应该一个股东代表一股独大,所以我觉得划国有资本给社保,除了补这个缺口以外,还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可以在几方面有改革红利的办法。

  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再次成为焦点

  2017年营改增减税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从而继续降税减费来减轻企业负担。根据央地增值税收入分配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该方案暂定实施两至三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随着营改增的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面临的矛盾加大,央地财政将如何进一步平衡再一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许善达:增值税央地五五分成不会长久实行

  张媛:说到营改增当时在过渡时期也是央地五五分成,这个过程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是五五分成,如何看待在统筹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

  许善达:营改增以后最早的方案就是上海试点方案,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仍然百分之百归地方,减税部分由地方承担,这个方案全面推行的时候就执行不下去了,因为减税都让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吃不消了,因为一共从头到尾减的快上万亿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本来就缺口很大,这次改成五五分成,从钱上说地方问题解决了,给他钱,保这个基数。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钱是国税局收,每收的钱给地方入库,这个对地方政府来说,我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职能要比很多发达国家地方职能多。所以它不但要有钱,它还有一定的权,所以现在改法,就是说营改增,改成增值税了,五五分成,钱是给他了,他没有权了,原来营业税在2015年底是1.9万亿左右,是由它收的,地方税务局执行省长的指示来收,这里面就有很多调控的余地,现在等于地方政府这个调控余地没有了,地方税里头只有2000亿、3000亿,都这个了,企业所得税分成,个人所得税分成,没有主体税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次财税战略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一定要使地方政府既有钱,还得有适当的权力,这核心问题就是地方税体系要有一个主体税,我认为这个文件说暂定两到三年五五分成,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给地方政府一个信号,五五分成的办法是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将来一定会推动改革,让地方政府有钱还得有一定的权力。

  许善达:建议把消费税划为地方主体税种

  张媛:那这种时候,如果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的话,用什么样的税填补呢?

  许善达:我们也提出一个报告,就是说认为最好的办法,现在好像多数专家也都认可,就是把现在再生产批发环节收的消费税挂到零售环节,再加上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两个加在一起有1.3万亿左右,这个数正好来给地方做一个主体税种,主体税种不能两三千亿,必须得上万亿,而且这个钱地方政府还得有一定的控制力,我认为消费税比较合适,原来按照税的性质消费税就应该在零售环节,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那个时候税务局没有能力收,比如加油站,那个时候的加油站不联网,现在不同,全国联动,所以现在政府监控零售的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了,因此地方政府已经具备了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给地方政府一个一万多亿的主要税主体税种,我认为这个正好是时机,又能够给地方政府钱,又能给地方政府权,我觉得税制和中央财政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张媛:那么说到整个经济新常态,在推行整个财税改革的过程中,目标、战略明确,但是也要分步走,这样的节奏轻重缓急应该如何来看?

  许善达: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最优先的应该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降低税负来看就是社保,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就是消费税,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2017年重点要做的最优先的工作。这两个措施做好了,然后再其他的措施,我觉得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两个解决了,新常态下的财税新战略就基本实现

  小片3: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竞选主张一直备受关注。其提出的针对企业的减税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由现行的35%降至15%;二是对企业汇回国内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日前,特朗普透露将在未来两三个星期之内,宣布税收方面的重大事项,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将迎来里根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全面税收改革。

  许善达:美国减税给国内降低宏观税负增加新挑战

  张媛:确实说到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税负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到的因素,除了这方面之外,看到整个实体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很多,因素非常复杂,比方说2017年整个国际外部环境其实也非常的复杂,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对于我们相应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会否有一定的影响?

  许善达:我觉得这个挑战要比2016年严峻得多,因为主要是说美国,我觉得美国最近跟中国有关的经济政策,减税。我们现在已经降低宏观税负,仍然是偏高的,而且我们的税收里面企业占90%,宏观税负偏高,就是企业税负偏高,刚才我讲这个社保,主要是企业还有居民。所以要是中国你说了降低宏观税负还没降呢,美国它要降,它要把企业税从35%降到15%,如果这么一降的话,显然这种市场竞争,他招商引资,我们资金投资可能就继续外流,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成本就高,你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内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战略要加快实施,要加大力度。本来比如说社保,五年,能不能再快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一减税,这个利益在这儿摆着。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一条,美国的减税实际上给我们国内执行降低宏观税负增加了新的挑战,对于它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原来我们自己可以卖一点,缓和一点,分布实施,现在看我觉得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不然的话你在全世界竞争里头,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大大的下降,对我们整个经济就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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