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君语：
当下，“中产阶级”可能只是一个幻象；未来，“观念水位”的提升仍是进步的关键。作者穿越中外，对我国“中产”群体的焦虑和出路有较为深入思考，推荐阅读。
◎作者 | Camelcanfly
◎来源 | 格隆（guru-lama），已获授权
01
什么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是一个舶来的词汇，对应的英文是“middle class”。按字意应该理解为“中间阶层”更为准确，可是却被莫名其妙地翻译成了“中产阶级”。
一字之差，真实含义谬以千里。
“中间阶层”更多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只要处于统计值的中间区段，就是中间阶层，所以中间阶层当然是大多数。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基本上是统计收入，而非资产的概念。也许因为在美国收入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你挣多少钱，基本就处于对应的社会阶层，有例外，但整体不会误差太大。
在“中间阶层”的社会，法治，平等基本已经确立为社会体系的基石，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尊严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中间阶层”的生活品质、权利和尊严，因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
而在中国，把“中间阶层”理解成“中产阶级”后，如果仍然按照收入水平划分，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对照“中间阶层”所拥有的体面生活，要达到那样的水平，不是靠收入，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
而在中国收入能力和财富水平往往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房价疯涨的背景下，资产和收入能力的差异更趋常见。即使是IT、金融这些动辄年薪百万的行业，如果没有房产，财富恐怕也很难赶上一个北京有三套房的出租车司机，这也是为何有这样的说法：两个北京户口的人结婚，基本就等同于两家上市合并。
所以那些按收入标准够得上中产的人，其实按财富标准，离“中产阶级”门槛还差得远。
要想获得“中间阶层”那样体面的生活品质和体面，所需要的财富就不是简单“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所可以达到的。因此，在中国，“中产阶级”包括的人其实会比“中间阶层”少得多。
“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在中国，权利和尊严，并不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的。即使你的财富可能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水平，可是相应的权利和尊严还只能是镜花水月。
即使你的房子再涨十倍，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可能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有可能倒退。这也是中国自诩为“中产阶级”群体失落，焦虑的一个来源。
有了“middle class”的收入，却无法拥有“中间阶层”体面生活的财富；即使有了“中间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却无法拥有“中间阶层”所拥有的权利和尊严。
所以，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许就是一个幻象。
02
平台的重要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以个体的努力来弥补平台的差距，是相当艰难的。
县城里的公务员，一辈子可能就是个处级；而在国家部委干起，处级只是个起步。
农村家庭，一辈子辛辛苦苦，赶不上城里人的一套房。
同是城里人，同样有房产，三线城市和北京的房产毫无可比性。
而两种社会环境，对权利和尊严的保障水平的差异，更是几乎无法靠个体的努力能弥补的。低水平平台上的个体要靠努力去达到高水平平台上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水平，这中间差的，远远不是北京的一套学区房。
所谓的“中产阶级”以为多几套房，多挣点钱，就可以换来权利和尊严，这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个亿万富翁的老板对我生活的影响，也不如一个微末的小吏。因为这个小公务员背靠国家强制力量，而我被允许如何活着和怎样工作，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
这段话，来自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难道还没有足够的例子深刻诠释这段话吗？
你是企业家又如何，一个地痞就可以随意凌辱你。你反抗，轻则牢狱，重则偿命。如果你不想用你珍贵的生命去换对方的命，那么你就只能把你的权利与尊严丢在茅坑里。
宋江发配江州时，一个小小的节级（狱卒）因敲诈不成，怒骂宋江：“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
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拿起讯棒，便奔来打宋江。
宋江道：“便寻我失，也不到得该死。”
那人怒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一千年了，“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这种状况有改变，但很缓慢。
最近有一篇关于学区房的“奇”文，说是“买房就是买阶级”。
说它是奇文，是因为这么逻辑明显荒谬的文章，居然还被很多人认同。这篇文章的结论，一句话总结就是，“学区房是通往上层阶级的门票，有了学区房就保证了至少中产阶级。”
有了学区房，会有相对比较好点的同学圈子，会有较好的人脉。可是，这是阶层的保障吗？
要说同学圈子的素质，清华北大的不是更好吗？学区房的重点中学也不是人人都能上清北，而能进清华北大的，哪个不是全国的精英，除了学霸，权贵子弟也不少啊。既然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有连学区房都买不起呢，那这么顶级的同学圈也没什么用啊。你跟总统是校友，你就跟他一个阶层了吗？
也许有人说，那学区房至少增加了进入上层阶级的机会不是吗？
可是，你说的上层究竟是什么东东？是顶端的特权阶层？凭学区房能接近，还是想都不要想了。
其实类似的信仰，以前也有过：“只要进来国企，就有了铁饭碗，一辈子不用愁了”，“只要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
可是，如今呢？
这篇文章不过把国企换成了学区房，依然只是一种苟且，就又把许多人带沟里去了。
如果未来是那么容易参透和预测的，这个世界也太无趣了。何况即使是美国，阶层的固化也远没有那么恐怖。而未来颠覆性的力量也许还在地平线之下。
更真实的事实是：每一个阶层的最高和最低之间都有巨大的空间，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连自己本阶层的最高水平都无法达到。
更何况，如果你仅仅有一定的财富，而没有相应的体面、品质、自由，和一个人基本的尊严，这样的“中产阶级”有意义吗？
03
如何配置你的人生资产
既然个体的努力如此之卑微，我们该怎么办？
你还是要努力。你的努力或许不见得能改变你的环境与阶层，但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你孩子的环境与阶层。
从投资的角度，可以把人生所拥有的一切看作一个资产组合。如果把生活品质、权利和尊严也作为配置的一部分，那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在其他类资产上重配了太多，而严重低配了生活品质、权利和尊严。
表现在面上，是绝大多数社会个体堪称精致的利己与明哲保身。尽管事实一再证明了，我们每个人都必将为自己的苟且、怯懦与冷漠付出代价，无人能例外。
放在世界范围看，重配的资产价格明显高估了，而低配的却显得低估太多。而这，其实给“准中产”们提供了一个重新配置资产的时间窗口。
如果现在开始重新平衡资产组合，时间窗口还是开放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调整时，低估的资产必将实现其价值的回归，或快，或慢。
用投资界那句经典的话：价值只会迟到，不会缺席。
这种权利、资产价值的回归，也许不会立即惠及你，但一定会惠及你的孩子：他（她）们会更容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有体面的收入，以及确定的尊严。
你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做这些。任何一个社会，顶层肉食者鄙，底层挣扎者陋，你当然不能指望他们。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自己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与明哲保身的鸵鸟，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选择题：一个选项是继续靠纯粹财务投资，希望能达到体面的中产生活，甚至侥幸上升到特权阶层。
另一个选项，是从我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去让平台逐步成为一个能让人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做自由世界里的普通人，成为“中间阶层”的一员。
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单靠财务角度的资产配置，你是不可能成为真正中产的——哪怕经商已至教父级的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也坦率表示，“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种媳妇式的隐忍，无可指责，因为正是这种隐忍成就了柳氏的商业传奇——但商业传奇，改变不了准中产战战兢兢的实质。
04
我从不绝望
事实上，这种全民的，非暴力的个体权利保护意识，顶层庙堂也会欢迎——毕竟，这将推动社会真正良性前进，而不是暴力轮回。
这段时间大家谈得较多的是礼仪之邦的山东聊城于欢因他人辱母而杀人的事件。这事民诽四起，并非是因为这事发生在“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的孔孟之乡，而只是因为它冲击和触痛了每个人权利意识的最底线——母亲的尊严。
人性的丑陋，公权的疏懈，令诸多人再次陷入了绝望：这个社会，阶层固化，上层不动，下层失节，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
但我从不绝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论述过这种全民“权利保护”资产配置下的水涨船高效应，摘录于此：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优化与变革源于普罗公众权利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然浮起来。
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
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并普遍关注和发声了。
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
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再比如这次山东于欢杀人案，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发声维护于欢的正当权利外，全国上亿普通人也参与了讨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否则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
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
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具有必然的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
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所以，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普罗民众除了财务投资，也开始了“中产权利”的配置，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
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
尾声
你的财务资产配置，体现的只是一个内部效应，多半不会惠及他人。但如果你做了权利与尊严的资产配置，当期收益率未见得有多高，但它一定会惠及你的子孙辈。
在最黑暗的时候，人们会看到星星，它们一直都在，只是你要记得抬起头往上看。
这句话，来自被美国总统林肯称“美国文化精神之父”的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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