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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以上海为例，去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90元，今年上调为2300元，调高了110元。这当然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来说是件好事。这也彰显了政府为了照顾弱势群体，维护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但也有网友并不领情，他们觉得各地政府虽然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线，但是大中型城市的房租、日常生活必须品、出行等支出正在不断加大，仅是上调这么一点点最低工资标准线，肯定是“杯水车薪”。
更有多位专家直言，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绝不是由政府来设定一个工资标准来干涉市场，这对于哪一方都没好处。
实际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
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首先，某小企业主，手下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10元钱，如果政府强令他将员工工资涨到15元钱，那么这个小企业主会怎样应对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小企业主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虽然，剩下5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但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利益谁来保护呢？
再者，如果政府规定企业不准裁员降成本，那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再雇用新的员工总可以吧？而且还会在本来给员工的一些福利上进行删减，同时，也会增加在岗员工的工作指标，给职工的加大工作压力。所以，笔者认为，政府本意是通过最低工资法的影响，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恰恰受到影响的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
最后，现在很多企业主都觉得办企业真是苦逼，一年到头忙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弄不好还要赔上老本，还不如到虚拟经济中去跑上几回，如果政府部门想要提高我们的用工成本支出，那么我们干脆把厂子给关了，“弃实向虚”或许赚钱更加轻松。这样会迫使企业主更加无心主业，而衷情于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游戏。
笔者非常支持最低工资线标准这项政策，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体现。但是光有粗暴简单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疑于杀鸡取卵，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利润率微薄的小餐馆、小百货店、小作坊，一旦他们因抬高劳动力成本而陷入困局，那么我们又如何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呢？所以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要做以下几个配套措施。
第一，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时，也要减轻中小企业的压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和生存环境。我国中小企业一直存在着税费重、融资贵等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时，减轻企业的各种税费负担，特别是要减少企业在五险一金上冗重压力。
同时，还要开拓出不同的直接融资渠道，解决广大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只有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改善了，在实体经济中更好赚钱了，企业当然就会想起给广大职工提高福利待遇。
第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只知道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线，却不知道加薪的同时，也要同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如果企业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盲目的要求加工资，那企业主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消化成本支出。而如果政府部门应该通过信息、技术、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引导企业由低附加值向生产高附加值商品来。
第三，面对地方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线，现在很多民众希望政府能够适当的控制物价上涨的速度。从表面上看，我国官方公布的CPI涨幅十分温和，但实际上，大中型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却不堪承受。所以就算每隔一二年抬高最低工资标准线，但这点工资的涨幅还远远不够生活成本的支出，那还不如政府始终保持物价稳定在一个区间，工资略有上涨来得更实惠一些。
第四，各地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更应要求企业应该学会尊重员工，平等相待，让员工能体面地工作，让职工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只有让员工感到了幸福，喜欢上了企业，才能长久地在企业呆下去。只有“员工幸福”，才有企业幸福，社会幸福。
经济学家们都不赞同政府推出的最低工资线标准，但是笔者觉得，在政府指导线以上的工资薪酬应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而最低工资线对城市中弱势群体的托底很有必要。但是最低工资线的提高，必须要有相配套的减税降费、促进企业转型、控制物价、提高职工幸福指数等措施多管齐下，只有如此，企业与职工才能更加从容的面对不断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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