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宫超
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环节，获得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位置，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和利润保证。“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始终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又一波“走出去”大潮过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出现“意料之中”的暂时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2.8%，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降幅度均超过70%。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投资持续增长，热度不减：前两个月，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资金分别增长1.6%和44.6%，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至29.7%和12.6%。
“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整体还会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也会持续热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全年制造业海外投资占比超过去年水平（18.3%）将是大概率事件。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中国已完成从资本净输入国到资本净输出国的角色转变，正成长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大规模“走出去”更是“早晚的事”。
回顾历史，国际资本迁徙背后，往往是世界产业分布的此消彼长和产业格局的悄然重塑。过去几十年，正是得益于全球资本的青睐，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快速成长为“全能型制造选手”，“中国制造”也誉满全球。
如今，在全球投资低迷的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的资本“出海”潮涌，“中国制造”本身将被“载”至何方？世界产业格局又将酝酿何种变迁？
国际分工真相
Intel的射频收发器、基带，TDK的天线开关模板，德赛的电池，海力士的内存……然后在富士康完成组装成型。一部iPhone7的诞生，是3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百家企业分工合作的成果。
数十年来，这种大规模、精细化的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小至运动鞋，大至飞机轮船，国际分工体系下的产品已囊括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产业链条上的一环。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讲到，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土地要素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明显。
基于这种互补性，国际分工受到追捧，跨国资本流动活跃，产业在国家和地区间实现“漂移”，更多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全球贸易持续繁荣。在1980～2014年间，全球贸易额从2.4万亿美元增长到18.7万亿美元，增长7.8倍。并且，期间绝大多数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速。而作为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微观落实主体，全球跨国公司母体由1987年的2万家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万多家，控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90%、国际贸易的60%以上。
“但是，这种国际产业分工也存在明显的层次性。”白明提醒，从价值链的角度看，欧美国家处于价值链高端，“四小龙”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中国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换言之，所谓的国际分工协作，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产业链布局。尽管将更多国家纳入其中，但财富分配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发达国家。同样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瓦科拉夫·斯米尔的计算，2009年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进行的组装工序费用仅占全部成本的不足4%。这意味着，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实现了价值转移，其中3/4以上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以及美国本土。
全球化大生产下，为何“看上去很美”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财富分配上却如此不美？
在专家们看来，根本原因在于拥有资本、技术和品牌等核心优势的跨国公司，始终控制着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领域和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生产环节，从而控制了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而世界主要跨国巨头，绝大部分来自于具有工业化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
“任何一家公司不会、国家也不轻易允许最核心、最关键的产业组成部分对外转移。”权威专家讲到，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环节，获得在国际分工中的有利位置，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和财富分配保证。
“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始终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打工仔”突围
“上世纪末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具有劳动力便宜、市场空间大、基础设施好等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眼中承接加工组装产业的理想之地。”余淼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自力更生与引进外资并行，融入全球分工的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经济、工业和贸易大国。
但质变尚未到来。权威专家提醒，中国的技术、创新积累依然不够，整体上并未改变自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打工仔”角色。
以近年在国内呈井喷之势的机器人产业为例，日欧企业通过垄断核心零部件“坐地起价”，成为机器人热的主要受益者，而本土企业日子看似红火，实则“并不好过”。赛迪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16版）》显示，比之于外企，国内企业要以高出近4倍的价格进口减速器，以近2倍的价格进口伺服驱动器，企业盈利能力不容乐观。
“事实一再证明，最核心、最关键的产业组成部分不能自我掌控，就不具有话语权和国际财富分配权，还是打工仔。”权威专家讲到，中国急需通过本土产业核心环节的自主、强大来实现在全球分工中的突围。
“活跃的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实现突围的途径之一。”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经过几十年发展，国内部分企业在技术、资本等方面已有一定积累，正雄心勃勃谋求在全球市场进行战略布局。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持续活跃，至2016年实际交易金额已达到1072亿美元，并且主要并购标的位于欧美工业化国家。根据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统计，2016年中企对欧洲完成的对外直接投资交易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77%，对美投资则达到创纪录的456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先进制造业的投资资产占中国在欧盟总交易额的1/3以上。
“不难发现，这些并购主要面向的是存在经营困境，而又不会轻易对外转移的中高端资产。”在白明看来，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导致的产业链松动，为“美的并购库卡”式的交易提供了契机。
受访专家们预计，多方条件综合推动，“十三五”时期海外并购还会持续火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将逐步涌现出一大批根植于本土，但拥有全球视野并“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调配的跨国‘明星企业’”，聚沙成塔，最终将助力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和地位。
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产业链将高度融合，进一步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咬合之势”，这种难分你我的态势下，以往高低分层、发达国家“拍板”，主导话语权和收益分配的境况将改变。
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和海外并购“两条腿”走路，更多的海外优质智力、科技、品牌，乃至售后服务等资源将为国内产业升级、补短板所用，加快“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实现产业链核心环节在本土生根发芽，完成价值链跃升。”
“中国投资”践行“共赢”理念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投资是并购与绿地并重，那么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经济体则更偏重于绿地投资。”余淼杰总结到，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适合当地发展阶段的产业门类。
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中国企业在多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同时，诸如轻工、钢铁、水泥等工业部门，中国也已经形成巨大产能。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投资“产品”无疑是急需的。以非洲为例，世界银行发布的《非洲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是加快非洲城市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之一。然而，非洲用电人口覆盖仅43%，农村人口家门口通路也只有43%，这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非洲一体化进程、工业化进程都需要以发展一套高效的基础设施为基础。”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阿卜杜拉·韩多克认为，中国在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方面的成果令人称道。
采访中，有专家谈到，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输出，更多只是将输入国作为“加工厂”和“生产车间”，虽然输入国也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但难改依附角色和“被动分配财富”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投资，更注重帮助输入国实现内生发展、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中国相信，只有真正的共赢才能赢得长久。”
据统计，目前中国对非洲各类投资存量已超过1000亿美元，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为当地创造了十余万个就业岗位。而这些投资也正是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纺织、轻工、能源、农业等领域。
无论是“无工不富”，还是“要想富先修路”、“依托园区搞经济”……在受访专家们看来，这种“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式的对外投资，不仅是推动东道国更深刻融入全球化，而且在推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当地要素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孕育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对此，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日前讲到，“过去，一些西方国家完全是把非洲作为一个原材料来源地或者产品倾销市场，很少参与非洲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当地产业发展。但是中国去，情况变了。”
“总体而言，伴随海外投资持续活跃，中国正由国际分工的追随者向重塑者转变。”权威专家讲到，国际资本与产业格局变迁的背后，是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全球发展的再平衡，其实质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优化的过程。
人物简介
余淼杰
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国家杰青基金得主、黄廷芳/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秘书长、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经济学专著、教材、时评随笔六部。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曾先后三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发展经济学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同时教学深得学生好评，曾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教学优秀奖。时评《“贸”似如此》曾被评为亚马逊中国外贸最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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