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读 者 INTERPRETER
【编前语】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范雨素》
想必昨天开始你的朋友圈已经被这篇文章刷屏了吧？范雨素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篇文章是她处于平视视角观察底层群体所写下的，当被问及：“你怎么看待阶层固化？“范雨素：”我不觉得阶层怎么固化，大家都是焦虑的。一场大病，一场金融风暴，大家可能都会一贫如洗，只有少数几个人掌握财务。所谓中产看不起农民，我觉得他在自己哄自己。我觉得大家的财富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
而就在近前，《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波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舆论涡旋，那么究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阶层是否固化了呢？剧中的人物情节反映的是现实吗？流行的“中产阶层的焦虑症”如何破解呢？带着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中国经济学人》杂志与社科院权威学者张翼老师进行了一次对话，也特此作为“解读者”栏目的开篇之作。
解读者No.1——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研究专长：社会分层
论文：
1.《中国各阶级阶层人口数量的估计：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6期。
2.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04期。
3.《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第3期。
4.《中国各阶层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
5.《当前中国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中国经济学人》杂志30分钟前
《人民的名义》里网友所热议的“阶层固化”现象是否在当今社会里存在？
张翼老师1分钟前
社会学家必须回应社会疑问。当社会大众画出关系图的时候，社会学家已无处藏身。应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阶层固化的因素，也存在打破固化阶层的因素。所以，只是讨论阶层固化的“现象”，《人民的名义》无疑透露了足够的信息。但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
阶层固化现象与阶层已经固化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性认识。阶层固化现象是多重案例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印象。阶层固化是从全社会角度进行的社会流动判断。所以，从学术角度，从社会流动的代际继承与代内流动的视野，很难得出阶层已经固化的判断。事实上，我们通过对全国一万多个案例的调查发现，父亲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弱支持的影响；父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强支持的影响。父亲——或家庭背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而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家庭首先支持了子女教育的获得，子女的教育获得最直接地支持了其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很强的后致性特征。父亲教育与父亲职业对子女教育的强影响、子女教育对子女职业的强影响，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在也很难发现哪个社会父亲职业对子女的职业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只能说，要更重视子女后致性因素对地位获得作用的发挥。
正因为要鼓励后致性因素，所以才要想办法降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力。《人民的名义》在反腐的同时发挥的一个显功能，就是揭露了父业子继的不平等性。网友当然反对赵瑞龙利用赵立春腐败发财，但网友同样质疑陈海继承陈岩石位置的合理性，同时对陆亦可、高良玉、吴心仪之亲缘关系与业缘关系的同构表示不理解。在一个省会城市，这种密集同构的关系易于形成权力垄断，出现家族或泛家族关系对权力关系的侵蚀。再加上“汉大帮”和“秘书帮”错综复杂关系的交织，这种冲击，极易伤害网友的玻璃心。如果你长期在水晶世界接受教育，你就很难一下子接受泥沙俱下的现实。
前面已经说明，在社会流动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越是上层的位置，就越难以流入——社会地位资源极其稀缺嘛！所以社会学才需要研究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通过精英群体的代际再生产也会完成精英继替，但上层的精英与下层的精英也需要循环，并由此挤出上层腐化的“水货”——非精英，才能使上层的能力水平高于下层，保持较高的治理能力。社会上层很难保证某一个子女都变成精英，所以，即使考虑到精英自己的利益，也需要通过精英循环以保证上层的精英品质。如果精英循环的路子被缩小，下层精英难以上升为上层精英，就会发生结构性紧张，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努力，这种紧张也难以消除。中国古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就在制度设计上形塑了精英循环的流动机制。所以，你考察历史就会发现：凡是科举取士制度执行良好的时期，就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相对较好的时期；凡是科举取士制度执行不好的时期，就是精英循环难以继续的时期，也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较差的时期。
但社会学的研究还发现，即使在精英通过精英自己再生产精英的情况下，如果社会的再结构化动力发挥的正常——在社会中间层创造出相对较多的社会位置，也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阶层固化力量，促使社会流动达到预期目标——这就意味着，即使最高阶层代际继承的可能性加大，社会也可以通过中间层机遇的扩张，以再结构化动力消解家庭背景的结构固化逻辑。
中国的大转型特征，在拉动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人力资本关系和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工业社会后，还会继续转型到后工业社会。这个转型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再结构化动力生成过程，这会出现一次中产阶层位置的大释放。在以人工技能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后工业社会，白领工作岗位的增加，或者中产阶层人数和比重的增加，都是不可抗拒的机遇的开放。因此，我们才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阶层内部的流动，还是跨阶层的流动，都会大规模发生。所以，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不会阶层固化，但的确会存在上层的固化风险。
比如赵德汉这样一个长距离流动的代表性人物，从农民家庭转变为国家中层干部；比如说祁同伟，从一个农村小孩通过婚姻的帮助和自我的努力的长距离流动，从社会底层转变为社会高层，这种流动的本身都是社会开放的产物，不是固化的产物。
人们的流动是近距离的流动，人们的交往还是近距离的交往，即你出生在哪一个阶层，你就易于与哪一个阶层的人交朋友，与哪一个阶层的人增加互动的频率。你交往的网络会对你的成长形成支持性帮助——你所交往的人会影响你，这是在任何社会都会发生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里，对这个交往网络的定义叫社会资本，由这个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人际网络叫社会网络，网络越大，交往的质量越高，对网中的人的流动帮助就越大。在任何一个社会，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强关系网（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维系着社会网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弱关系的桥链有时候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所以，各个强关系网之间的弱关系桥链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上层的交往网络高度同构，缺少异质性网络的桥链，则不同精英圈相互隔离，下情难以上达，也会生产出结构性张力。
但社会网的多元重叠，也会造成资源重叠。网络之间的桥链，会使网络所掌握的有限资源形成利己性流动，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赵德汉和祁同伟既可能生活在基于业缘的官员网之中，也可能同时生活在与农村亲友织结的亲友网之中。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再生的，但后者却不可再生，也就是说，赵德汉与祁同伟在亲友网中的角色是先赋的，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换。于是，乡土社会的亲友网经常会以乡土逻辑要求工业主义的业缘网逻辑，疏通关系甚至不当使用关系以谋取升迁机遇——电视剧里的台词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基于业缘而形成的官员网中的个体，亦会使用各种手段提升自己的位置，否则就不能解释“汉大帮”与“秘书帮”形成的原因。事实上，“求情”、“送礼”、“帮忙”、“请客”、“答谢”等词语，具有丰富而杂乱的社会学语境意义，其在社会习惯与腐化拉拢之间，还没有形成社会意义的明确边界。
祁同伟们的乡土亲友网更具有同质性，李达康、王大路、易学习们的业缘网既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王大路不做官一样在生意上成功，易学习被推荐后迅速提升了位置，于是才会家宴狂饮。祁同伟的网中人与达康书记的网中人，都借用了社会网的帮助。在这个意义上，李达康与祁同伟都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问题。人的机会主义思想，经常产生使用网络的冲动。越轨与遵循在不同的场景，会产生不同的话语表达。只不过不犯事时，很难清晰暴露出“犯事”的边界，这可能是中国当前最需要厘清的问题。如果侯亮平不像电视剧那样拒腐蚀永不沾，蔡成功就一定会成为民营企业家与官员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桥。
婚恋观@《人民的名义》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爱情与婚姻。表面看起来，婚姻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而最终结合的产物。但婚姻与爱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经过社会的大浪淘沙，爱情并不必然转化为婚姻。爱情可以个体化内心化，但婚姻一定是社会性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选择与自己阶层地位相一致的人结婚，这在习惯上叫做门当户对，在学术上叫做“阶层内婚制”。社会上存在跨阶层的婚姻，但这不是常态，而是非常态。所以，结婚的过程，是一个人经历社会选择而建立家庭的过程。在众多的男男女女中，能够为一个具体的人所选择的结婚对象是有限的，这叫做“阶层内的有限选择”。
在阶层内部，女性经常会体现出“上迁婚”，男性相对会体现出“下迁婚”。比如说男性年龄会大一点，阶层位置相对优越一点，收入相对高一点。但这种选择一定是相对的。求偶的人越优越，其对结婚对象的选择要求就越高，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智力、财力、能力、家庭背景、居住区位、文化习惯等相对一致的人走到了一起。如果排除了偏见，大家会发现，为网友所批评的某官家的子女找了另外一个某官家的子女的现象，恰恰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婚姻习惯，而不是某个阶层的婚姻特性。正因为如此，陆亦可选定的对象，只能是陈海或赵东来，而不可能是郑胜利。陈海在反贪局，赵东来在公安局，全属于政法系统，这也符合资源接近性假设，你接近某种资源，你就易于依靠某种资源适配自己的需求。
特殊的是青年祁同伟，一个与陈海姐姐恋爱的人，但却没有走进自己的婚姻理想国。在婚姻的市场中，长得帅——这样的男性同样具有稀有的相貌资本，更深得女性的喜爱，于是发生了交换，以结婚的方式加入到了上层社会。这个人学得好、加之“嫁得好”，所以才走得更远，率先流动到了与其年龄差不多的那个群体的前列。这与漂亮的女性的婚姻策略是一致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虽然不被主流所赞成，但基本会为社会所认可——这是存在的合理性，也是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依赖变量。电视剧在这一点上刻画得很好。我在前面之所以没有强调相貌在社会流动中的支持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量化难以操作”。自古以来，女性和男性都可以利用相貌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只不过有些人显化主动使用这个变量，有些人潜在被动使用这个变量。较高阶层的男女，取得了经济与权力的支持，其稀缺性就集中到对美貌的消费上，于是梁璐渴望祁同伟的帅气。祁同伟为了上位，只好牺牲爱情而曲从于地位需求。这谈不上谁亏了多少。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就应该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祁同伟与梁璐的矛盾，就在于祁同伟没有“履行潜规则”，没有担当自己选择的后果。
《人民的名义》的最大弊端
但电视剧也有电视剧的弱点。其中的最大弊端在于出身论与脸谱化。社会上也流行这样的论调：草根阶层家庭出身的人流动到相对的社会高层，更易于为物欲肉欲所腐化——言下之意是你原来很稀缺，你有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满足。如果将此作为质性研究的案例，具有一定学理意义。但作为宏大社会的叙事规律，就很难取得社会流动经验的假设性验证。如果按照百分比，你很容易说部级官员的腐败率最高，因为分母本身很少嘛！比如赵立春们，就很容易提升这个群体腐化率，三十多个省委书记，哪怕一人犯事，就是三十分之一。
但如果是草根家庭出身的人，即使成百上万的人腐败，因为其中的分母有很多个亿，其发生比也会很小。因此，绝大多数草根阶层家庭出身的官员不会像赵德汉、祁同伟那样，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腐败。但电视剧不适当地渲染农民家庭背景的特殊意义，故意诱导性释放农民阶层家庭背景官员的负面信息，以反贪官员大义凛然的“中国农民怎么那么倒霉”陪衬出身论的优越感，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在对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成长道路的铺设时，甚至于还画蛇添足地安排了一个不着调的郑胜利出场，以显示小人物在社会变革中那种“多元的”、“无规矩的”、“混世的”形象，想要在反贪的严肃中“幽他一默”。但这却加深了观众的“阶层固化”印象：好像根正才能苗红，也好似草根更偏好越轨办事。最后将那位被烧伤的可怜下岗职工设计为劫持犯，将越轨做事的低层社会的认知推向高潮。最可气的是，专业公安人员紧张得荷枪实弹准备随时打枪击毙外，全都丧失了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职业能力，只有“请出”老态龙钟的、具有全能主义方法论的八十多岁的老革命陈岩石才能解决问题——几乎一遇复杂场面，非得老头儿支招才能化解，哪怕是市委书记李达康，也哪怕是市委书记沙瑞金，所有的困局，非得老陈到场才能有解——这难道不是在玩超现实？如此处理太蹩脚了！但这易于将出身论极端化。与此同时却又在贬低现职工作人员的能力。你举起左手弘扬正义肖像，你举起右手贬低你要建设的肖像。于是结论是诡异的：纳税人养了这么多机构，但危机时刻，只有老革命一个人靠得住。在这样一个不需要制造英雄的年代，却仍然处处离不开救世主义的浪漫老英雄，直到让老英雄昏厥才善罢甘休。这其实是对现代性的消解，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质疑。
就这样，电视剧被拉长的拖沓叙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场景重复，深化了角色的代表性，强化了角色的阶层符号性，又进一步脸谱化为现实性。网友的人生经验便与电视剧移情在一起，形成为社会认知，渗透为社会记忆。刚刚接近了生活现实的作品，在初次收拾了人心的同时，也留下了时代的遗憾：在红二代、官二代、盘根错节的社会网、以及小人物的滑稽表演中，成功建构了出身论。网友的评论更将作品带回现实，显示了出身论的结构实在性，由此也注明了阶层固化的“事实特征”。但这种逻辑不能无限延伸，也不应该无限扩展，否则就难以引领社会光明向前 。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不到20%的人居住在城市。发展到现在，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多，非农劳动人口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也超过72%。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传统意义的自耕农已不到30%，这些人还主要以老年人为主，80后、90后的农民在整个农村所占比例已经非常之低。近距离的阶层身份流动，拉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再结构化动力的促发。
在中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出身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创造了非常大的机会，使得农民阶层家庭的子女顺利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升到比父母更高的职业位置上，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重大变迁所在，这个结果既为我们中国人所亲身感受，也为世界别国所尊重。应该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探索的阶层非固化模式，或者社会开放模式，是中国故事得以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这绝不意味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也不意味不存在阶层固化的可能。社会流动的动力，第一是再结构性动力，第二是家庭支持，第三是个人努力程度，第四是社会网的影响。应该说，在所有社会，家庭因素、个人的努力、社会网的存在等，既是稳定原有结构的力量，也是打破原有结构的力量。如果存在发展机遇，其便易于发展再结构动力；如果社会机遇缩减，其便趋于保守而稳定原有结构。但再结构化动力，也即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动力，则是打破社会结构化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不转型，则来自于社会的结构性，会加强和固化阶层的力量；如果社会转型，则来自于社会的再结构化动力，就会创造社会流动机遇，打破阶层固化的可能性，生产与再生产出新的社会形态，促使社会成员发生社会流动。
教育之于社会流动的举足轻重
阶层固化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社会里体现为极强的出身论，即不管你是否努力，贵族的子女会因袭爵位，而农民的子女则不得不种地。但在现代社会，即使你出生在上层阶层，出身于生活优越的家庭，如果你不努力，如果你在教育中接受不到你应该接受的人力资本，你就会自动out。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地方，就是教育在社会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你只有接受了现代专业化技能学习，你才能在分工细密的职场找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才能成为合格社会劳动者。所以，教育的不平等才在一定程度决定着社会流动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力量就在于营造公平合理的教育环境，创造出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能，设计好文凭的人力资本的估价机制，通过教育分流在劳动力市场科学地发展就业渠道，实现劳动致富的社会流动目标。所谓中国梦，对国家而言，就是打破阶层壁垒并铺设好社会流动的阳光大道；对个人而言，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提倡“能力主义”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建构出底线价值维护好底线公正，使那些竞争不力的人有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基本成果，生产出能够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共享主义”支持体系。人们在流动过程中，可能会玩“拼爹游戏”，但不以“拼爹”为荣。如果“拼能力”的人比“拼爹”的人更易于实现有限目标，则社会基本就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阶层固化的可能性就会式微。
如果不计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教育中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影响着社会流动的正常进行：第一是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存在，使优势地位的阶层易于将自己的子女置入重点学校，在人生的初始学习阶段强化起点不公。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努力，只要你在教育资源比较贫乏的学校上学，你就难以在考试的竞争机制中获胜。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这种区别是不合理的。第二是流动人口子女与户籍人口子女之间的教育不公，即因为户籍身份而发生的不公，影响着整个国家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政府的最大收益，应该是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所以，政府更应该打破制度区隔，建立具有共享价值的教育发展理念。第三是重点大学的本地化现象，这使所在区域的招生比例大幅上升，而不能体现教育过程的平等性。第四是非全日制教育中的学历化问题，使某些特殊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占有工作岗位，另外一方面使用财政经费获得更高层级的文凭——这好似拿着公家的钱堂而皇之地买学位。在全日制招生有限、毕业生供不应求时，非全日制教育可做权宜之计。但在全日制毕业生难以就业时，这些人以低分进校、稍作学习即获取文凭的做法，完全扰乱了文凭市场的校验作用，以贬值的文凭灌水于人力资本的获得过程。比如委托培养的、通过集中学习而获得学位的研究生，其是否具有研究生能力，本身就值得推敲。
如果要促进社会更加开放、更具竞争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就一定要均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缩小教育在东中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资源供给差距——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满足需求——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更应如此。要严加控制非全日制文凭教育的招生规模，防止行业性教育腐败，要重新评价非全日制教育的积极和消极意义。在全日制教育已经能够满足整个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情况下，如果听任水分过多的非全日制教育的蔓延，其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我的建议是：大学只应该举办短期培训班，让希望强化某种技能的人有渠道去强化，而不应该继续维持非全日制学文凭教育。一定要彰显教育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中的公正价值作用。
本期采编：石微娜
【明日预告】
张翼老师关于社会阶层固化、中产阶层迷茫与焦虑的话题还有哪些深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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