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剑
徐远
剩余劳动力：流行的伪命题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的判断上。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此外，早在1945年，张培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
从刘易斯拐点说起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谁，估计很多人不是太清楚。但是倘若提到“刘易斯拐点”，那就妇孺皆知了。得益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深入人心的。
而且，这个理论太好了，居然可以解释很多重大的经济现象。比如，过去十多年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恰好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同时发生，这和刘易斯的工业部门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是高度一致的。再如，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减速，又恰好和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时间上高度吻合。
经济理论往往云山雾罩，让人难得要领。这么清晰、完美的理论真的是很难找，想让人不相信，那都是很难的。刘易斯本人，就因为这个获得了1979年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的黑人同志。对于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诺奖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品质保证了。
不过，在学术的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不同意见不仅有，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大师之口，这就是与刘易斯同年获得诺奖的西奥多·舒尔茨。
西奥多·舒尔茨在中国的名气，并不是很大，很多人未必知道。不过，他在经济学界的名头，却丝毫不亚于刘易斯，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舒尔茨不仅在农业经济、经济发展领域有重要贡献，还帮助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单凭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就已经确立了自己殿堂级的地位。
更妙的是，刘易斯和舒尔茨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二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其他领域笔者不懂，不敢妄言，但是估计也就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才会出现这种奇葩景象。事实上，舒尔茨曾经专门撰文批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引起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阿马蒂亚·森的回应，真的是好不热闹。顺带说一句，阿马蒂亚·森也绝非等闲之辈，曾因对于贫穷和饥荒的研究，在1998年获得诺奖。
大师们在争什么？
大师们争的到底是什么？这就要稍微看一下刘易斯拐点的细节了。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经济可以分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工业部门，经济发展就是把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至此，大师们并无太大不同意见。
就在此时，刘易斯引入了一个关键的假设，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只要给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工资，其实就是高于生存线的工资，就可以吸引这些劳动力，用以发展现代工业。看起来，这和工业革命早期的现象很吻合，和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经历也非常相似。简单的理论对现实有如此之好的解释力，也就难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一下子声名鹊起。
细心的读者会问：“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人口总数是有限的，劳动力怎么会是无限供给的呢？
“无限供给”的意思，并不是说劳动力人数是无穷大，而是说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为零，因此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并不会导致农业减产。这样的话，因为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超过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相对来说就是“无限供给”了。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表象上看，农村是有很多人，有些人甚至看起来无所事事，农村的人均产出也很低，似乎和有些人不增加产出的判断相吻合，也就是说有些人对于农业生产是多余的。
可是这里面也不是没有逻辑上的悖论。你看，传统农村是很贫穷的，怎么能够负担“剩余劳动力”呢？这些“多余”的人，为什么不去做一点有产出的事情？要知道，养着“闲人”可是很奢侈的事情，不是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负担得起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要供养这些“闲人”？
而且，到传统的农村，比如1980年的中国农村，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农民都很忙，看不出谁是“剩余”劳动力。游手好闲的人哪里都有，但是农村也不是太多，相对城镇应该是少很多的。不仅如此，孩子们也要下地帮忙的。农村的中小学校，以前农忙时都要放假的，俗称“忙假”。
舒尔茨的理论
舒尔茨的观点，是农村并没有“剩余劳动力”。为此，他专门进行了检验。
1918-1919年间，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感冒。大流感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人口总数的6.2%。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死亡率较高，而且农村人口死亡率比城市人口高，因此大流感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损失其实超过这个数，估计达到8.3%。
大流感的一大特点，是康复以后并不会对人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留下长期的影响，加上当时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要素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另外当时的农业制度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刘易斯的测算，印度农业部门至少存在四分之一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倘若“剩余劳动力”假说成立，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产出应该没有太大变化。然而，舒尔茨发现，大流感之后印度的农业播种面积下降了3.8%。考虑到单位面积的产量可能也会下降，农业产出的下降更多。这一证据，并不支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假说。
舒尔茨对于刘易斯的批评，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于经济发展的一贯的观察理解。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不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就是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要知道，这两种观点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是优先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还是实行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工业？
舒尔茨的观察是，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是很难成功的。当然，舒尔茨并不反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毕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反对这个，何况是舒尔茨这样的殿堂级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突然发生的吗？设想一个传统社会，其他一切不变，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经济就发展了吗？倘若这样的话，经济发展也未免太容易了，这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贫穷了。实际上，改革前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大炼钢铁、三线工程，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尝试。结果呢？就无需赘述了。
不是有“剩余劳动力”,而是劳动力变得“剩余”
好的问题，是结论的一半。一旦问出“转移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机制就开始暴露在人们面前。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后，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农业社会本来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而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
这里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由于机械、种子、化肥、耕作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进步，农业的产出增加，而且单位面积需要的劳动力减少，这样一些劳动力就被解放出来。在农业产出不但不减少、反而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很多人可以进入工业，挣取更高收入。而且，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要素，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
这一逻辑，比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理论，能够更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倘若经济发展是因为农村有剩余劳动力，那么改革以前农村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经济为什么没有发展？其实，真正的秘密，是改革开放改善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导致技术进步的发生，很多劳动力慢慢变得“剩余”了。
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没闲着，积极参与了“工业化”。在当时不准进城务工的约束下“就地工业化”，又导致了“乡镇企业异军崛起”。再后来，农民可以进城了，就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帮助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幅推进。工业得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农民变得“剩余”。看到的现象，是农业产出连年增加——但是农业占用劳动力不断减少，背后是机械化、化肥、种子、水利等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比较舒尔茨和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发现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力。对于政策制定的指导能力，更是非常有限，甚至南辕北辙。
怀念张培刚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张培刚。早在1945年，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提出了和舒尔茨高度一致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张培刚的有关农业和工业化的理论，也是工农一体的发展理论，比舒尔茨早了大约10年。当时，后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还没有问世。
怪不得，国际上很多学者都说张培刚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真正的奠基人，这里面包括著名的学者霍利斯·钱纳里。就连一代狂生张五常，也说“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并称张培刚为“大哥”。据说刘易斯本人也曾反思自己太重视工业，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倾向。
只可惜，当舒尔茨与刘易斯分享诺奖的时候，张培刚却不知所踪，令人不胜唏嘘。至于今人放着张培刚与舒尔茨的深刻洞见不顾，天天捧着刘易斯的半吊子理论说事，就更令人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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