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个人所得税最高45％比美国高 要适当往下降

　　6月17日，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我国工薪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到45%，这个比美国的都高，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很多优秀人才的，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个现在也基本上有共识，就是要适当往下降。

　　以下是“全球经济新变局与财富管理新竞合”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下面将进入全体大会一：全球经济新变局与财富管理新竞合，下面有请主持人王波明先生。

　　王波明：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论坛，是全球经济新变局和财富管理的新竞合。现在我们有请这个论坛的第一批嘉宾，许善达先生、张燕生先生、巴曙松先生、李选李迅雷先生和Timothy Bond先生上台。我们第一个请到了中国非常著名的，在各自领域的专家，第一位是我介绍一圈，许善达先生，是原来税总的从体改司干起，到税总的副局长，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纳税的结构和率都是由当年在90年代中期，出自许先生之手。第二位，张燕生先生是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的研究员，对国际情况，对中国的贸易都是业内顶级的专家。巴曙松先生，巴博士是香港联交所的首席中国中国学家，对资本市场这边的事情，国际国内都有非常深的研究。李迅雷先生，是中泰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资本市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相信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看法。最后一位是美林，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证券公司，现在在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Timothy Bond。现在按照顺序来，第一位，因为各自也各自不同的专业，我想有不同的问题问不同的人士。关于财富管理，问一下许院长，他是联办财经研究院的许院长，现在不断关于税的问题，市场有很多的说法，起源于最早福耀玻璃(25.08 -0.59%,诊股)到美国设厂，说在中国的税太高了，那您是在90年代设置了中国的税务体制，到今天来看，现在这个税的水平，到底是是高了还是低了，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些说明，给一个说法。

　　许善达：因为1993年设计新税制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开始改革，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上，是基本上学习苏联的一套，所以政府集中的很多，企业连折旧费都要上缴，当时就是那个体制，所以1993年设计的时候，尽管是这么一个体制，后来因为有承包以后，政府的收入就累累下降，已经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萎缩。所以给我们当时定的就是说，新税制设计的时候，要保持原来的那个法定税负，要能够保持不变。这个法定税负是比较高的，是延续着计划经济传统，所以增值税，比如当时定的是17%，实际我们当时不能扣除得很多，买机器设备不能扣除，所以实际要跟欧洲标准规范的比，那个负担我估计至少得有30%，所以随着改革的进程，我们不断来调整，调整就是一方面加强我们的征收管理，把那个税收流失的钱收回来，一方面就降低法定的税负的水平，所以我们2003年开始允许抵扣基金税率税款，现在营改增，仍然没有增加税负，是抵扣，所以从从1993年到现在，一直是降低法定税负的过程。从前年有一个争论，说宏观税负水平到了现在的水平上，是合适还是偏高，还是偏低呢？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呢？从前年就开始有一场口水官司。大家都在争论，学者都在争论。去年的7月份，我们的政治局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要降低宏观税负，这场口水官司不打了，开始降低宏观税负。而且大家注意，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是7月份，5月份实行营改增，也就是说在营改增减税以后，还要降低宏观税负，而我们的整个税收结构里，企业占到80%多，所以降低宏观税负，主要就要降低企业的税负。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领导人已经做出重要的决策。现在要说争论的话，我们降低哪些哪个结构上降低哪些，降低的先降什么，后降什么，目前争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从现在来看，应该说比较共识的，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特别是社保缴费率是偏高的，目前大概是40%，这个是偏高的，但是要降到多少，20%还是30%，还是多少？这个没有定，但是降要讨论。另外，工薪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到45%，这个比美国的都高，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很多优秀人才的，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个现在也基本上有共识，就是要适当往下降。当然，具体方案还是有关部门在研究，但是这个方向是确定无疑的。现在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刚才讲的都是社保缴费，还有最近国务院决定减少了很多行政性收费，现在有个争论是什么呢？就是税还有没有需要降低的部分，这个现在还是有争论的。有一些专家认为，税收不能再降了，只能降低这些收费，但是从现在的分型来看，税收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的，就包括降低一些税的负担。比如说我们的增值税，我们增值税营改增以后已经全面形成增值税了，但是我们的增值税跟欧洲的，包括亚洲，比如像韩国，他们实施的这种标准的增值税，我们的增值税还仍然没有完全地规范化，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就是按照标准的规范化增值税，它每个月你的消项减进项，如果是正的要缴税，如果是负的政府要退税，我们现在是负的政府不退税，什么时候有正的，再对冲。这样量相当大，叫留底税款。应该负的要退一下，正的要往上收。这样的办法，对企业来说，一个是占压了企业的资金，一个是税收，如果正常经济发展，税收并不减少，只不过今天退，明天多挣一点，今天给企业多一点。这还是在税收上，还有一些，就包括我们现在最大的增值税本身，还是有很多可以来研究，进一步规范化，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的一些因素。我们需要来考虑，来设计。

　　许善达：多谢，下一个问题，我想是由燕生、巴博士，还有Timothy Bond，主要谈谈经济问题，宏观经济问题。咱们中国的经济，从金融危机以后，也进行了强刺激的政策，所以从2010年达到过去十年的经济的一个最高点，10%，然后从此以后，就一路回落，一下到10、9、8、7，现在到了6，过去的五年。当然咱们说新常态，所以1今天5、4、3、2、1，当然不可能到1。但是从各种数据来看，呈现了各种积极的迹象，第一年，咱们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来讲，从年份来看，第一次穿透型往下降，这次第一次访谈了，去年GDP6.7%，这次好像公布到6.9%，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一派很乐观的说法，所以我想问问各位，这一季度的数，是一个可持续，就是今年到底怎么样，然后未来稍微中期一点，两三年，作为你们判断这是不是刚才Jason Furman先生说，国际经济现在也大概走出危机，基本上平稳在全球的近四点几的规模，中国现在呈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趋势，所以从燕生开始说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燕生：首先，对2017年，从全球经济看，今年是全球经济企稳向好的一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全球各国经济、各国贸易、各国投资，包括中国经济，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从2009年以来第一次两个季度，开始企稳上升，而不是逐季度下降，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全球经济企稳相好，和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全球经济企稳向好，但是要恢复到全球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可能要到2020年和2021年，也就是说全球经济走出了这场泥潭，但要恢复长期水平，仍然需要4—5年。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贸易投资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即使是全球的投资，2015年增长了38%，2016年有一个回调，2017年增长了10%，但是全球投资要恢复到危机前的规模，可能要等到2018年—2019年，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全球还是中国经济，是一个企稳向好的态势，但是要恢复到一个长期的、正常的水平，可能还需要一个中期的调整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一些重大的不确定事件，从现在看还是很难预测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的不确定性，我们说逆全球化，脱欧，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协议等等，实际大家在担心，在金融市场和在其它领域，会不会出现像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像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方面，我们说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企稳向好，但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的财富发展和财富的管理来讲，也就是说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始终要小心的。

　　但是从中国来讲，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的发展，也就是加入WTO以后，其实是我们经历的一个财富增长的黄金阶段。也就是你看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中国GDP的增量，按照汇率计算，是美国的1.44倍，按购买力评价评价，是1.88倍，我们就要总结一下，这个时期中国财富大发展时期，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推动加入WTO的时候，我们是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开放，第二个就是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改革。第三句话，狼来了，也就是说无论银行还是保险、还是证券，没有国际竞争力，将会被狼吃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财富大发展时期，是我们真正推动了一个高水平的开放，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

　　那么世界银行2017年的报告，关于全球营商环境效率和营商环境便利化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处于78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想赢得在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条件下，要想赢得我们财富发展、财富管理的新格局，实际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推动我们营商环境的改革，投资环境的改革，创新环境的改革，这个方面应当讲在过去这么多年，积累了一些长期的矛盾，但是从亮点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无论财富发展还是财富管理，我们现在确实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至少我们有三个亮点：第一个亮点，也就是我们的互联互通，进入到一个我们叫阶段，包括从机器人(18.97 -0.52%,诊股)替代农民工的巨大需求，跨境电商的巨大需求，人工智能的巨大需求，正在改变我们财富发展的环境。第二是城市群的发展，比如说广东，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现在对标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第三就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长三角地区，在2015年它的创新投入的钱，每年已经达到了3800亿，广东是2000亿，京津冀2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这三个板块，一年投入沿海创新的钱已经达到了8000亿人民币，也就是我们的存量很少，但是我们的流量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都是到了一个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阶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部地区还是在投资驱动阶段，西部地区还是在资源驱动阶段，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地区板块、产业板块、可以看到财富管理这个部分，实际上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王波明：我就问你一句，你说中国要回到均衡状态，还需要几年？我就问你，你指的均衡状态，到底是多少呢？

　　张燕生：我们这么讲，我刚才从世界来讲，可能需要四到五年，中国实际来讲，我觉得它的核心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十年的中期结构调整。中国要达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的水平，我个人觉得就是L线的横的这部分，实际上我们现在还需要五年左右，是多少呢？我们期待这个部分是6—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