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数学崇拜

　　编者语：

　　公众无法再容忍经济学理论去犯同样的错误,并且重新定义了曾是权威象征的经济学家们——这是一群具有天赋的社会科学家,擅长用数学的逻辑和方法来解释经济学,但他们在做出预测时也会碰壁,如同过去那些神秘的占星师们。敬请阅读！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高校不得不勒紧腰带,节俭度日,同时在学科设置上做出调整——哪些必须保留,哪些应当废止?2009年,华盛顿州立大学宣布将取消戏剧舞蹈系、社区与农村社会学系,以及德语专业。同年,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的哲学专业也画上句号。2012年,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给视觉艺术专业及其新闻教学判了极刑。遭此厄运的并不只有人文学科,2011年,德克萨斯州发布官方消息:州内近半数公立大学将结束物理本科教育。即便是那些逃过一劫的院系和专业,教师的薪水迟迟没有动静,公共预算还面临一定比例的削减。

　　2010年,知名在线词典服务商梅里厄姆—韦伯斯特公司(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OnIine)称,“节俭度日”排到了“年度十大词汇”的榜首,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却过得逍遥自在。据《经济展望期刊》(JournaI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一项社会学研究,2012年,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年薪中位数涨到了10.3万美元,几乎比社会学领域的老师多了3万美元。10%位于塔尖的经济学家们平均年薪达到了16万美元,这让同样薪资丰厚的工程专业自叹弗如。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家们的校外收入并未统计在内,比如银行与对冲基金支付的咨询费用———参考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其数额相当可观(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单次出场费高达20万至40万美元)。

　　工程师、化学家往往要通过具体的对象来彰显学科的研究价值,比如手机或是塑料,经济学家做不到这一点。无论金融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他们都没办法通过理论来实现预测能力。有的对冲基金机构高薪聘请了一批前沿的经济学家,最终表现反而不如指数基金。沃伦·巴菲特向来不满对冲基金向投资者收取过高手续费,8年前,他志在必得地跟一位基金经理打赌:如果把手续费计算在内,他选择的一只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未来10年内的表现将好过一个选定的对冲基金投资组合,否则甘愿输掉100万美元。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的迈伦·斯科尔斯、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坐庄而忘乎所以,结果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险些导致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斯科尔斯和默顿的理论后来也遭到了公开批评。

　　经济学家们对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失败预测更是让整个学院派蒙羞。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3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的小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慷慨陈词:“宏观经济学……大有所为,解决了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问题。”这番一本正经的言论现在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短期预测亦然。2014年4月,67位经济学家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得出了100%的一致结论——美联储将在未来半年加息,谁知银行利率不升反降,落得全军覆没的尴尬下场。

　　即便如此,经济学家的自信心与优越感不曾动摇。《大西洋月刊》(The AtIantic)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了一项跨度10年的调查,任凭各种判断失误和预测失灵,经济学家始终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最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其地位要高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经济学家一般是独立研究,互相引用,为了丰富研究理论,他们有意去打探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神经学。经济学理论或许依赖于一个由理性市场组成的假想世界,实际情况则是大相径庭,数学模型被包装成科学和公众需求,把优美的方程误认为是实证的准确度。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知名占星家爱文格林·亚当斯的客户名单中有保诚保险公司老板、两位纽约证券交易所CEO、钢铁大王查理斯·施瓦布,以及银行业大亨约翰·摩根。为何这些金融巨头会向亚当斯求教市场走势?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明确一个概念,即占星学曾是一门技术学科,需要收集大量的天文数据,精通专业的数学公式。依照牛津英语词典的释义,占星家其实就是“善作数学计算的人”。过去几个世纪,数学家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绘制星图,当时的观念是: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在星图上找到对应的说法。最好的占星学离不开最好的天文学,而最好的天文学又是数学家们的心血,特别是那个利用自己的权威影响到银行家和金融家的群体。

　　1914年,亚当斯被逮捕,罪名是触犯了纽约的法律,最后是数学让她免于罪责。审讯期间,亚当斯的律师辩称占星学是“一门数学,或者精密科学”,因为数学的存在,占星与迷信之间有了天然的界限。亚当斯当场演示了数学方法———观察法官儿子的天宫图来计算他的生日,她做到了。数学的迷人魅力让法官以及亚当斯的那些尊贵客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占星学的前提是非科学的———以星星的位置来判断某些个体的性格,或是集体性的事务,比方说经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计算技术带来了金融占星学的爆发,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卡利·霍兰的印象是:“在金融的世界,有一股迷信的、准精神上的趋势,以此来发现市场的要义。”

保罗·罗默

　　彼时,描述星图模型的语言让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达到失去理智的盲目崇拜,而今这种风气盛行于经济学界。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其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与一系列博客文章中呼吁人们关注“数学滥用”的问题。他认为宏观经济学饱受其扰,相比16世纪为“日心说”、“地心说”而展开的激烈辩论,现在的经济学家似乎并未给这门真正的科学做出积极的表率。罗默承认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分析和推论,但经济学中无所不在的数学理论也容易制造负面效应:过高的门槛将那些愿意加入职业对话的人们挡在了门外,判定一个人的工作变得极其费劲。最糟糕的是,经济学的理论中掺杂了经验主义的成分。

　　罗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数学的滥用，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19世纪的数学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说过一句流传范围很广的话:“你能测量你所谈论的事物并将它用数字表示时,你对它便是有所了解,当你不能测量它,不能将它用数字表达时,你的知识就是贫瘠的,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在于,测量和数学表达只能确认科学的表象,而非实际状态。假如一个科学理论的前提或是结论是荒谬的、错误的,那么应当被质疑，甚至被推翻。经济学看似从数学那里得到了护身符般的加持,但其实是目光短浅、固步自封,以至于一些理论是高估的、站不住脚的。

　　罗默不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质疑的学者。1886年,《科学》(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经济学误用物理科学的学术话语来遮掩数学公式墙体背后的空洞。又过了一百年,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论经济学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罗伯特·尼尔森的《作为宗教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ReIigion)纷纷站出来打抱不平。用麦克洛斯基的观点来说,“数学之于经济学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瞧,我是多么的科学!”

保罗·克鲁格曼

　　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科学”预测并捍卫经济的众多失败案例引起了反思。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大论——《经济学家们如何犯下如此大错?》(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就我的观察来说,经济学的这份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是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疏于追求真相,反而被光鲜的数学外衣迷得晕头转向。”克鲁格曼在剖析此种弊病时指出,经济学家们过分热衷于炫耀数学才华,是酿成职业败笔的关键因素。

　　对于数学滥用的指责不局限于宏观经济学。2014年,斯坦福金融经济学家保罗·弗莱德尔发表论文《盲从分子:理论模型在金融与经济学中的滥用》(ChameIeons:The Misuse of TheoreticaI ModeI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正是此文启发了罗默对于“数学滥用”的思考。“经济学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表现得模棱两可。”弗莱德尔的态度与罗默一样———经济学家们应该借助更加直接、易懂的语言来展现他们所擅长的知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似乎只要建了模型,你的研究方式和结论便有了充分的正当性”。

　　经济学家们努力地使其专业价值合理化,他们既拥有社会威望,也深谙数学滥用之道。不过,“合理化”这样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动词本身就在警示数学滥用,也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取信于人,通常会让先入为主的看法、偏见、意识形态的取向看起来是“理性的”,从而把事实与数学推理混为一谈。如果数学理论成为判定事实的决定性依据,那么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也就无从说起。公众的反应就像是审判亚当斯的那个法官,对于数学理论的精准深信不疑,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数学与科学不分、理性与现实不分。

　　一个多世纪以来,公众从鲜活的教训中接受了反复的教育和忠告。他们无法再容忍经济学理论去犯同样的错误,并且重新定义了曾是权威象征的经济学家们——这是一群具有天赋的社会科学家,擅长用数学的逻辑和方法来解释经济学,但他们在做出预测时也会碰壁,如同过去那些神秘的占星师们。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本篇编辑：薛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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