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燕菁 厦门大学教授
什么是效用型城市？
可能在十年前，城市如何增长并不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扩张型增长，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都是围绕此类城市而设计的，规划无非是解决增长多少、增长快慢的问题。但近十年，城市开始分化，部分城市增长停滞、甚至衰退，越来越多的规划面临着“如何增长”的问题。那么，是否有针对此类“非增长型城市”的相关理论与规划方法？
城市增长和衰亡的理论，最早是在1966年，美国规划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Regionaldevelopment policy)一书中，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推广到空间分析中。在《极化发展理论》（1969）他又进一步将“核心-边缘”归纳为解释区际或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核心区和边缘区（Core and Periphery）。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图1：“核心—边缘”理论
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的核心-边缘结构迅速形成。原本互不关联、独立发展的城市地区变得日益紧密，形成城市群的形态，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分工。有些城市迅速增长，而有些城市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速度迅速减缓，城市之间的人口移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模式。例如，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基本稳定，但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在继续。目前美国经济圈的增长主要在波士顿地区、旧金山湾区，其他区域都逐渐开始衰退。这种变化也正在中国发生，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分化日趋明显。针对这些城市增长的现象，我试图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城市增长模型
城市是如何增长的呢？根据竞争理论，城市之间竞争公共产品供给分为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两个阶段。城市化刚开始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应很少的城市，城市处于供不应求阶段，城市提供的效用都差不多，因此哪个城市便宜人们就去哪个。在供不应求阶段，每个城市都获得程度不同的增长。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城市化的1.0阶段。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劳动力收入（预算）的增加，城市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此时，2.0阶段城市规模的此消彼长取决于城市公共服务的性能价格比，人们选择城市主要靠这就是城市间的效费比（或称性能价格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用公式表示，就是：P=Utility/Cost
U：城市居民获得的效用（Utility），包括交通、教育、医疗、治安、法律等公共服务
C：城市居民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Cost）
P：不同城市的性价比（performanceratio）
在该阶段，人们选择城市就和购物一样，由城市的性价比而决定。一座很好的城市，如果我住不起，它再好对我来说也没用；另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生活不方便，再便宜我也不去。因此，城市依靠两个方式能提升性价比：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效用。
我们把通过降低成本实现城市增长的方式，称作“C型（cost）扩张”，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都是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规模型城市”。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每个居民负担的成本就越低，城市竞争力就越强。由于公共服务有着显著的规模效益，巨大的规模保证了高水平基础设施（机场、通讯、高铁、地铁、港口、教育等）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具有规模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不断扩张，降低平均公共服务成本C，提高居民的性价比P。
图2：消费者预算不足时的城市规模边界：C型（cost）扩张
既然规模型城市由于公共服务显著的规模效益难以超越，其他城市该如何提升竞争力呢？答案就是提高效用，如何提高效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到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所有“消费人”的偏好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每一种产品最多只能“完全”满足一个消费人。其余的消费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损失（尽管效用仍是正的）。没有被完全满足的部分，定义为效用耗散（utility dissipative)。与理性生产者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假设一样，理性消费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这就是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集体消费公共服务的城市人口，都存在效用损失。城市规模越大，效用的损失就越大。可以用一个鞋子的市场来解释这种效用损失。假设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不同的。而生产者生产的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规模经济）。结果必然只有一双脚可以完全符合这个鞋的尺寸。而其他所有消费者的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为了减少消费者的效用耗散，就需要鞋的“种类”越多越好。可选择的尺码越多，脚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当每一双脚都订做一双鞋时，效用最大。换句话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在买得起的条件下，种类越多，选择越多，被满足的几率和程度就越高。在城市里，每一个公共服务都可以是这样的“鞋子”，越是规模经济，越是满足的效用有限。
图3：规模扩大带来成本降低，却导致效用耗散
怎样减少这样的效用损耗？这就需要和规模经济相反的服务——多种多样针对特定需求的专门化服务。在1.0阶段，这样的专门化服务由于价格昂贵而难以提供，进入2.0阶段，预算约束对于高净值的消费者而言已不再是约束，其消费约束是寻找不到满足其偏好的消费品，是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的主要约束。换句话说，此时的市场需求不是受到成本过高限制，而是受到效用缺失的限制——有钱买不到对路的服务。这就是供给侧不足，使得消费侧潜力难以释放。
图4：种类增加，效用耗散（阴影部分）减少
显然，规模经济和专门化经济是两个相反的选择，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由于规模经济是“核心城市”的优势，反过来量身定做的专门化服务就是“核心城市”的劣势。这就给“边缘城市”参与区域竞争带来了新机会。只要“边缘城市”可以创造出足够高的效用U，即使成本C很高，也足以形成相对“核心城市”较高的性价比P。
当城市化进入2.0阶段，城市公共服务从成本竞争转向效用竞争——城市通过提高效用U而不是降低成本C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力P。在1.0阶段成本竞争中失败的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发现并提升本地独一无二的效用重新获得新的竞争力。如果说核心城市的竞争力P主要来自低成本C，那么边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高效用U。我们把通过提升城市效用U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城市，称为U型扩张的“效用型城市”，或“专门化城市”。
图5：消费人效用/偏好限定的城市规模: U型（utility）扩张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持续增加，效用型城市成为成长新形态。核心城市内人们的不同偏好，给边缘城市、非核心城市带来增长点。只有创造效用而不是降低成本，才能为城市寻找到新的动力。高净值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为专门化城市提供了可能。专门化城市（Customized city），提供量身定做式的公共服务，精确满足高价值的个性需求，追求更高性价比而非低成本。
效用型城市的规划差异
“规模型城市”与“效用型城市”核心竞争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其规划方法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探索全新的规划指标体系、建设模式和维护管理模式，以下列出六个“效用型城市”规划与传统规划的主要差异方面。
要点1：城市性质
对于“规模型城市”的规划，无论大小，其城市的首要性质，都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中心所覆盖的区域。不久前，各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头衔的争夺，就是反映了C型扩张的城市对“中心”的本能争夺。但对于效用城市而言，是谁的“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谁分工。效用型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与之分工的核心城市——“分工对象城市”。分工对象的等级越高，效用型城市所能参与的分工水平就高。城市增长动力来自于分工对象城市需求，也就是说，效用型城市的城市性质，由核心城市缺什么功能来决定。
要点2：城市规模用地构成
规模型城市必定“大而全”，而边缘城市应该“小而专”。“效用型城市”的竞争力则需要依靠“量身定做”提供专门化的服务获得高性价比。城市用地结构突出专一功能而不是不同功能用地的“平衡”，不需要严格遵守传统意义上的规模与用地平衡表，例如某些旅游城市的居住用地要远远小于酒店的用地。只有“小而专”，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特地人群“订制”专门的服务。
要点3：空间结构
崔恺院士在为贵州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所做的一个规划中，提出“蔓藤城市”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形象地对效用型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描述。效用型城市结构可以像“藤蔓”那样由“藤”和“叶”两部分组成。“藤”是为不同功能片区提供运输服务性干道。“叶”是不同的运营功能区，是分工对象城市功能一个片段。“叶”通过“藤” 联系分工对象城市。“叶”的规模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不是扩大单个“叶”，而是增加新的“叶 ”。“叶”功能自我平衡，“叶”的兴衰受制于分工对象的需求，而不影响其他“叶”的兴衰。蔓藤城市也导致污水、电力等设施的分散布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将增加。可见，以效用优先的城市布局，与规模型城市节约基础设施成本的规划原则截然相反。
图6：蔓藤城市结构：叶+藤
要点4：交通模式选择
效用型城市的消费者，都是高净值人群，对高净值人群来说时间成本要远比价格成本更重要。如果一个城市的停驻时间是一周，而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天，吸引力就会大幅下降。例如，云南的枢纽机场做得非常成功。大部分机场不是从目的地机场直飞各景区，而是全部飞到昆明，再由昆明机场转飞各地。在有限的人流下，支线机场也可以实现广域的分布和高频率。
图7：云南机场分布图
要点5：差异化的人口对策
效用型城市的人口构成与规模型城市不同，其主要的居民由流动人口构成。这部分人口是城市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城市运营的主要收益来源，因此流动人口应尽量多。这部分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工作生活，只有一部分片段时间轮流在专业化城市消费。原住居民是城市的主要获益者，效用型城市应充分利用原住人口的在地基因，为城市提供土地、民居样式、在地风俗以创造与分工城市反差的独特性。为原住民创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效用型城市的主要目标，原住人口应尽量少，这样人均收入就越高。另外，就业人口要合适，就业人口是原住人口雇来为流动人口服务的人，比如酒店的服务员、经理，城市的保安、消防、物业、垃圾、路灯、污水等部门的从业人员，是城市另一个主要的人口构成。这类人口的数量将影响效用城市的服务水平，就业人口太少，服务水平肯定不会很高。
要点6：制度设计
效用型城市适于采用各组团自治为主的模式。每一个“叶片”相当于一个自治的“小单元”（可能是一个小城市、或城市组团，也可能是镇、村等人居聚落），可以采用多样化的运营。“叶子”之间,农民可以出售环境给城市。项目启动可以由政府和原住民发起成立公司。政府负责土地整理和“藤”和“根”（外部交通）的建设；原住民提供土地、参与治理。政府到分工对象城市招商，并向符合条件的运营商转让股权，收回成本后退出。原住民成为只参与分红的优先股股东。运营商获得政府转让的股权，全权负责策划、投资并根据招商约定向政府交税。运营商达不到约定税收要求的，由政府按照约定标准赎回重新招标。
实例借鉴
实例1：迪拜——为富豪订制
迪拜是阿联酋的第二大城市，面积388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40年前，迪拜选择了专业化城市的方向——为全球最顶级的消费者服务。所有城市建设——从七星级帆船酒店到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都为世界的富豪量身定做，形成了典型的专业化城市人口结构和交通模式。2016年，迪拜拥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过夜游客1490万，日间活跃人口超过350万。从事服务业的人口254.7万，而原住人口仅有38万，只占总人口的15%。拥有高人均指标，2015年，GDP972亿美元，原住居民平均25万美元。迪拜之所以能同国际顶级城市群分工，主要依托迪拜国际机场（DubaiInternational Airport）。该机场2016年吞吐量高达8365万人次，仅次于亚特兰大和北京高居世界第三，显示出机场在专业化城市分工中的特殊地位。
图8：迪拜：与世界顶级城市分工
实例2：三亚——专业化旅游城市
1999年版（2001年批准）的《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化城市规划实践之一。规划目标提出：“突出三亚市热带海滨旅游城市特征，逐步向专业化城市的方向发展。”规划放弃自求功能平衡的传统规划方法，将三亚的城市性质定位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一线城市的“后花园”。规划按照专业化城市的需求，大幅度减少与旅游无关的配套功能（如产业）用地。在人口规模方面，提出控制常住人口，发展服务人口，增加流动人口。另外，对城市结构和形态也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从原来在主城区集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转变为沿海岸线“蔓藤”式增长——按照不同的湾区，形成不同特色、不同标准、不同旅游对象的城市组团。在运营方面，各组团之间不强调功能互补，而是独立建设、运营，并分别同一线城市展开分工。
图9：三亚市总体规划（1995-2010）
实例3：红皮村
云南香格里拉洪塘镇红皮村海拔3,300.00米，年平均气温5℃。地僻人稀，农户402户，全部从事第一产业。十年前（2006）全村经济总收入334.9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006元，属绝对贫困村。
2013年，来自法国的背包客Constantinde和来自福建的贝壳，两人设计复原了洛克的探险路线，5天4夜的行程中，马帮队伍经过高山垭口、森林、草原和湖泊，最后回到基地。基地就选在文化和风貌依然保持原生态的红皮村。为了确保一趟形成的品质保持到最佳，马队接纳的报名人数不会超过6个人。每名旅客能享受到接近3人和3匹马的服务。每位游客5天4晚的价格26800元， 4天3晚价格23800元。加入马帮服务的村民连人带马，每位可以在四五天内挣到两千多块钱。
这意味着尽管红皮村还是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开始同遥远的城市分工，开始成为专业化的旅游城市。虽然按照增长型城市的定义，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定义为“城市”。但对于效用型城市而言，这一定义却并不需要。有时候规模越小，反而越容易实现专业化分工。原来非常原始的经济，可以一下子跳跃到很高的分工水平。
图10：云南古镇
图11：红皮村悦榕庄
图12：马帮之旅
实例4：法云安缦
位于杭州的“法云村”是一个普通的古村落。安缦是全球连锁的度假酒店，将村落买下后，把整个村子改建成高端酒店。法云安缦的设计概念为“18世纪的中国村落”。酒店尽量保持了杭州原始村落的木头及砖瓦结构，客房以不同的形式遍布于村庄中。甚至侍者的制服都使用了与村落极为合拍的土黄色。尽管酒店价格昂贵，但建成后国内外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可见，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人口多寡，而在分工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只要能发现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特色，并把其特殊的效用嫁接到核心城市的分工链中，即使一个村落（甚至一栋房子），也可以立刻被“城市化”。
图13：法云寺安缦酒店
实例5：杭州战略
即使是大城市也可以转变为效用型增长的城市。在城市化1.0模式期间，杭州市沿西湖-钱塘江轴增长。由于钱塘新城的建设，西湖的周边区域也得到了较好的保留。那么，杭州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我认为，可以沿钱塘江-富春江轴线，形成效用型增长。富春江的沿江景观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独特的景观资源，拥有发展专门化的度假酒店、国际会议的潜力。
图14：杭州城市发展轴线示意
图15：富春江的传统文化印象
结论
城市化进入2.0阶段，效用型增长取代成本型增长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态。以“特色小镇”来说，可以视作效用型城市，可以应用效用型城市的规划方法。特色小镇的“定位突出‘独特’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李强，2015）。其产业定位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力求“特而强”。小镇应限制规模，“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规划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如何探索新的城市增长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划方法，很可能成为未来规划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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