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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期货对比特币意味着什么？
摘要：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计划在未来几周推出拥有中央清算机制的比特币期货的消息，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对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投资热情，亚洲投资者也并未因为监管而止步。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年，比特币成了金融世界的狂野西部。然而，现在它略微被“文明化”了一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计划在未来几周推出拥有中央清算机制的比特币期货。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全球市场（Cboe Global Markets）可能效仿。那将让投资者能够押注比特币的未来价值，而无需实际拥有这种虚拟货币——就像投资者可以通过这家芝加哥交易所押注猪肉价格，而不用亲自饲养生猪一样。
这是一个好主意吗？CME的一些会员不这么认为。最近，CME的一家重要清算机构盈透证券（Interactive Brokers）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呼吁加大监管监督。它担心，比特币潜在具有如此巨大的波动性，以至于这些期货产品会给交易者带来巨大损失，从而损害CME的健康，而且由于其部分共有架构，还会殃及其他经纪商。CME不出所料地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它辩称，任何风险都将受到两方面的遏制：一是允许交易商收取更多费用的规则，让交易商达到大约30%的丰厚利润率，从而能够吸收亏损；二是熔断机制，在价格剧烈波动时暂停交易。
然而，对于局外人来说，判断反对者正确与否为时尚早：对于比特币期货市场的规模会有多大、它将如何运行、以及CME是否有能力吸收亏损，都缺乏足够的清晰度。但是，尽管监管辩论仍在继续，投资者面临的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比特币的价格。迄今为止，比特币传道者的信条是，如果比特币变得更加“文明化”，那将会提振其价格。
世界市值最大交易所运营商CME的首席执行官表示，此举是“考虑到客户对不断发展演变的加密货币市场兴趣越来越大”。这种观点认为，毕竟，将比特币同化为主流投资，应该能提高其吸引力和需求，使其更有价值。但这也很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此前投资者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空比特币——唯一的“做空”是卖出比特币。但CME的期货合约将让投资者能够做空比特币。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阴谋论者就可以想象，一些比特币怀疑者真的会做空比特币。
还有第二个、更微妙的问题：金融的文化“地图”（借用人类学的术语）。到目前为止，比特币在本质上被视为一种受到圈护的产品。投资者之间没有言明的假设是，它占据了正常投资规则不适用的某个独特空间。但是，随着比特币融入衍生品市场，这一界限可能消失，使投资者在估值的时候应用“正常”标准。鉴于有关比特币如何运作的问题悬而未决，这可能引发更多怀疑；的确，这正是过去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中经常发生的情况。
比如，考虑一下日本的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股市似乎存在于自己的星球上，遵从自己的估值规则。但是，当日本的股票衍生品合约问世、随后作为金融改革的结果融入整个全球市场体系后，这种“差异”感就瓦解了。通过比较投资的透镜看待日本的方式发生变化，并不是1990年日经（Nikkei）崩盘的唯一原因，但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抵押贷款也是如此。在差不多2005年之前，局外人无法轻易评估美国次贷风险，或对其估价：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价格不透明，卖空该市场的唯一方法是抛售债券。但是，当ABX指数等抵押贷款衍生品被推出后，卖空突然变得容易了。之后，ABX指数于2007年开始在英国《金融时报》等报纸上刊登，创建了一个看得见的市场情绪晴雨表。这推动了2008年后市场恐慌情绪愈演愈烈。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类演变非常可取。市场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投资者表达他们对价格走向的押注。如果价格透明且拥有大量参与者，市场通常在长期更加稳定。如果比特币期货几年前就已经存在，那么本月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不会如此疯狂波动。
但是正如ABX或日经225指数期货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当投资者及其交易对手方遭受巨亏时，这种宏大的哲学道理并不令人满意。当然，这正是盈透证券花钱打广告的原因。投资者和监管机构需要注意：丰厚的利润率可能会保护整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他们希望如此）免受比特币的冲击；但它们保护不了毫无警惕之心的投机者。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亚洲投资者正绕开禁令继续投资ICO。数据显示，亚洲需求正给全球首次代币发行市场带来繁荣，即便中国和韩国监管机构正在试图遏制这类筹款活动。
来自亚洲的被抑制的需求正在推动全球首次代币发行（ICO）市场的繁荣，即便中国和韩国监管机构在试图遏制这类筹款活动。据追踪全球代币发行的数据公司Coindesk表示，今年企业通过代币发行已筹集了大约32亿美元资金，而去年还不到3亿美元。通过销售数字代币——日后可用来购买其产品——ICO市场让初创公司得以绕过银行和传统的募资承销商。亚洲，特别是中国，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展一直密切相关。
虽然数字募资趋势是全球性的，但根据对ICO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的公司KYC-Chain的数据，ICO需求主要来自亚洲。KYC-Chain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埃德蒙·洛维（Edmund Lowell）表示：“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现在从所有代币发售看到的趋势。”他指出，该公司自己的代币销售经历了来自亚洲的最强劲需求。“亚洲是需求最大的地方。”
根据数字资产软件平台Blockchain的数据，大约70%所谓的“比特币矿工”——利用计算能力创造新比特币的公司——都在中国。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前高管、现在投资于ICO的丹尼尔·德维尔表示，这让亚洲获得了庞大的数字货币储备去投资于ICO。德维尔说：“由于亚洲持有大量加密货币，有大量投资者寻求充分利用所持货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该地区已出现了一些针对ICO和加密货币的最严厉的规定。9月份，中国政府禁止了代币发行，称其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随后韩国也在当月出台类似禁令。
但叫停ICO未能阻止投资者买入这类交易。在中国，场外交易比特币销售已从禁令颁布前的5%，增至11月的逾20%。北京的比特币矿工和ICO投资者Ryan Xu表示：“市面上有个笑话说，中国每天都禁止比特币。”许多中国ICO投资者为了继续他们的业务，或者前往场外交易市场，或者转移到境外。例如，Ryan Xu的公司Newstyle-Collinstar Capital在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都有总部。据KYC-Chain数据显示，初创公司Gatcoin最近发起了一次ICO，目标是筹集3500万美元，目前所吸引的投资者50%以上来自亚洲。发售交易中的美国投资者占了总需求的14.33%，韩国买家以14.28%紧随其后。印度交易员排名第三，约占13%。香港和越南也在前十大投资来源地之列。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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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美生产率迎拐点
在过去十年，美国生产率增长持续低迷，接近停滞，但近来有迹象表明，这一状况正发生改变。大摩在最新报告中指出，随着人工成本上升和QE抑制投资的影响消退，美国生产率增速迎来转折点，预计生产率将步入可持续的正增长。
金融海啸后，尤其是过去6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近乎停滞。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针。
学界对生产率增长停滞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主流观点将其归因为前期技术创新红利耗尽、经济活力下滑等。大摩指出，生产率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力质量变化、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大摩认为，最近一轮生产率增长放缓主要是由资本深化大幅放缓导致。
大摩认为资本深化放缓是因为，资本的价格增速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增速较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选择增加劳动力的使用率，并减少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这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在2011年和2013年期间，资本价格的平均年增速为3.2%，而劳动力成本的增速仅为1.5%。此外，美国长达数年的QE政策也抑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随着资本价格下滑，而劳动力成本走高，企业开始更多地通过增加资本，而不是增加劳动力的方式来增长业务，这导致资本深化增长，从而促进生产率增长。
美国劳工部最近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美国Q3非农劳动生产率折合成年率上升3.0%，较2017年第二季度1.5%的升幅扩大。美国生产率已经连续6个季度上升，第三季度上升幅度也创下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水平。大摩认为，随着劳动力市场趋紧，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企业减少劳动力投资，转而增加资本投入的趋势将持续。大摩预计，2017年生产率增速为1.3%，并认为生产率增速将在中期内保持高于1%的水平。
研究发现，资本深化的趋势在服务业中最为显著，包括航空货运和物流、互联网和零售、服装与奢侈品以及医疗服务等行业。大摩认为，生产率恢复增长动能对股市是一大利好。首先，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强劲的经济增长，这对长期资产价格轨迹有重大影响。此外，投资增长将增加企业收入，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将得到提振，这有助于股票风险溢价的正常化。较低的风险溢价将鼓励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投资和生产率的良性循环。
（香港商报，2017.11.11）
日本经济稳健前景可期
日本第三季经济摆脱消费者支出下滑的影响，录得逾10年来最长连续增长期，显示基本面强劲。在强劲出口带动下，日本7-9月当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为上升1.4%，略高于预估中值的增长1.3%。4-6月当季GDP环比年率修正为增长2.6%。消费者支出疲软料是暂时情况，因为经济接近充分就业，这应会在未来提振国内消费。资本支出和出口增加，预计也将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通胀低迷的担忧。“日本潜在增长率在1%左右，所以第三季的数据表明实际增长率很高，”瑞穗总合研究所资深分析师Hidenobu Tokuda表示。“就业市场表现很不错，所以消费者支出未来肯定会加速。资本支出看起来仍稳健。经济形势不错。”
内阁府1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三季GDP较前季成长0.3%，符合分析师的预期，4-6月当季为成长0.6%。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七季扩张，创下从1999年4-6月当季至2001年1-3月当季连续扩张八季以来的最长连增纪录。外部需求--即出口减去进口--是经济扩张的最大推动力，为GDP增幅贡献了0.5个百分点。内阁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第三季汽车和电子零部件对美国和亚洲出货强劲，反映出全球需求改善。相比而言，4-6月当季外需为负值，给修正后的GDP增幅造成0.2个百分点的拖累。民间消费较前季下滑0.5%，下滑幅度超过预测中值的0.3%，为2015年10-12月以来首次下滑。民间消费在GDP中占约三分之二的比重。
上述官员称，民间消费下滑是受到餐旅支出、以及汽车和手机支出减少的推动。第三季天气不佳可能影响支出。“我们关于经济维持缓慢复苏趋势的看法没有改变，”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对记者说。“我们需要让复苏得以持续，因此我们将推进改革以提高日本的生产率。”7-9月资本支出较前季增长0.2%，增幅低于预测中值的0.3%，但仍为连续第四个季度增长。日本政府年底前将宣布一揽子经济措施，旨在增加技能培训投资并提高生产率。这种长期的成长势头应会鼓励日本央行坚持当前的货币宽松框架，原因是该央行认为只要经济处于成长轨道，通胀压力就会向经济领域渗透。
（Reuters中文网，2017.11.15）
反思危机教训，引领经济学革命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十年过去了，经济学理论大厦旧貌依然；基于对危机教训的总结探寻有形之手、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将引领一场新经济学革命。
文章写道，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意味着其内在逻辑并不会“过时”。然而，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和对经济政策的指导能力却常常跟不上实践的发展。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并不亚于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小修小补，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旧貌依然。展望未来，基于对危机教训的总结探寻“有形之手”、“无形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这将引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在对“市场—国家”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必须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稳定性和公平性方面的作用，而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探究则不能脱离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深度融合、高度关联的现实。
梁国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场必要的经济学革命仍未到来。在19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的出版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也奠定了政府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纵观战后经济学的演进历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理论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所面临经济困境的反思，其政策影响则体现在对于“市场—国家”关系和政府作用的再认识上。
将2008年与1929年作类比是恰当的。2008年爆发的那场危机也被称作“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之所以没有出现19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后果，及时、有力、开创性的政策干预是主要原因：美国的QE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的“四万亿”之功劳也值得记上一笔。如果说世界经济在危机爆发时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之后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
相对于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积极创新，经济学对危机的反应是迟缓的，无力的。截至目前，经济学家所做的不外乎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事后探究，对一些原来忽视的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并对危机应对的政策进行追认式的“背书”。然而，一场经济学革命期待已久，仍未到来。
梁国勇认为，新理论体系的诞生常常来源于对原有假定的突破，往往伴随着对客观经济环境的一个全新认识视角，而重大经济事件（特别是危机）的出现则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契机。从对政策实践的指导价值看，这意味着新政策变量的引入和政策工具箱的完善。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其实都是在描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并论证其有效性。中间的一场“边际革命”主要是方法上的变革；运用数学表达经济模型成为主流，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然而，像哈耶克和科斯在1930年代所做的、并非依赖数学表达的重大理论探索渐成绝唱：前者探究了企业家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后者则从市场和企业的边界这“惊天一问”开始，引领了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同样是在30年代，《通论》的出版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从对市场“无形之手”有效性的解读到对政府“有形之手”必要性的认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呼唤着经济学对“第三只手”的认识。如果说宏观经济学那只“看得见的手”主要针对通胀和就业，那么新的一只手则应针对经济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问题。前者涉及对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和危机机制、机理的深入研究，后者则涉及对收入分配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际等各个层面、领域的再认识。从文献和工具出发，沿着理论推演、模型构建的方向继续前行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应走出书斋，走入现实。一定意义上，他们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宏大视角、问题导向、理性思辨的传统中汲取营养。
重新审视政府职能，必须塑造有力、有为的“另一只手”。经济学对“第三只手”的探寻必然伴随着对“市场—国家”关系和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新审视。笔者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在专注传统宏观变量之外有效管理经济所必须的“另一只手”，体现了政府在维护和提高经济稳定性、公平性方面的新作用。
经济稳定和公平方面新的严峻挑战意味着，这只手必须是有力、有为之手。就稳定性而言，如何使金融摆脱“自我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如何防范过度杠杆化和资产泡沫化，如何避免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乃至危机的爆发，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公平性不仅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收入和财富在国家间以及国内各部门和阶层间更合理地分配；从更深层次看，则要在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实现长期、良性、动态的平衡。
经济稳定和公平方面挑战的全球性则意味着，这只手必须是基于国际视野的，必须是国际协同之手。全球化时代，合作、竞争、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的持续也展现了在各国经济深度融合、高度关联背景下，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风暴来袭，以前是小国、穷国遭殃，现在大国、富国也难以幸免。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经济理论对政策实践的指导其实是很欠缺的。客观地讲，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于经济现实，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现实。一方面，国际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正在“失效”，亟需提升；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严重“脱钩”，亟需打通。
无论如何，政府管理经济的新、旧两只手都是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应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一个理想的政府行政和经济管理体系应该是规模小但效率高、有限但有为、负责但自律的。
（FT中文网，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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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更长寿，但中国是否负担得起？
美世成长市场区域总裁大卫·安德森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我们即将面临巨大的全球养老金储蓄缺口，若想弥补这个缺口，我们势必要对自身的生活、消费和投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
仅仅几代人以前，全球人均寿命还只有34岁。而今天，人类平均寿命已延长到了71岁，西方世界出生的人口中大约有一半将寿过百龄。可这到底是福是祸？
诚然，我们都希望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长命百岁，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经济现实会让当今世界退休人口的子孙后代背上沉重的压力。简而言之，我们即将面临巨大的全球养老金储蓄缺口。若想弥补这个缺口，我们势必要对自身的生活、消费和投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
我们在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八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养老储蓄金总额和养老金预期年收入之间的缺口高达465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这八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的1.5倍。其中，中国的缺口最大，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倍之巨。
中国的长期储蓄缺口预计将以每年7%的速度扩大，到2050年将达到119万亿美元。原因在于：得益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城市化、贫困率的下降和医疗保健的改善，中国人均寿命在一代人之内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6岁——比全球人均寿命长五岁。到2050年，中国退休人口将逾6亿。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低出生率及移民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也让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直线下降。
中国能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养老金缺口难题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创造出的几乎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加上高达38%的个人储蓄率（远高于美国和英国的3.5%和5.9%），让中国有办法——更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储蓄行为和储蓄文化——来避免“退休灾难”的发生。虽然目前，大部分中国家庭储蓄并不是为了应对未来的退休，而更可能是为了积累住房、汽车等资产或供子女接受教育，或用于赡养没有足够退休积蓄的年迈父母和支付因为寿命延长而多出的医疗费用。
要想改变中国目前的局面，就必须克服几道关键阻力。首先，相当多的中国人仍不信任金融产品，甚至很多还处在“无理财”的状态；大约50%的中国家庭储蓄（不包括财产）以经济回报微薄的储蓄存款形式存在。同时，政府颁布法规限制海外投资（例如，中国实行5万美元购汇限制）——而这些富有成效的海外投资能够帮助中国储户分散投资风险。
目前处于何种局面？中国目前的退休收入系统包括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倚赖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金，而后者由统筹账户（资金出自雇主缴费或财政支出）和个人缴费账户（资金出自员工缴费）构成。一些雇主还提供补充性计划——这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大多被忽视。《2017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最近的发现清楚地表明，中国现有长期储蓄制度的构成方式难以支撑其现在和未来的人口步入晚年。尽管面临严峻的退休挑战，但目前仍然缺乏有力的应对措施。相对于收入，中国的养老金福利仍处于极低水平。例如，北京的月人均养老金为3573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平均退休前收入的55%左右，不足以为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提供保障。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累计养老金储蓄总余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远低于美国（140%）、丹麦（209%）、英国（96%）、日本（30%）和澳大利亚（113%）。
研究表明，金融知识的增长本身很少能够转化为行动。促发行动的关键在于要为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采用智能工具、默认投资组合和利用税收激励储蓄等多种方式，并为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指导。个人、雇主、政府和各地金融中介机构都承担着保卫中华民族“钱景”的重要角色。
改变中国的退休前景要从个人开始。对于在当下出生的中国人而言，40到45年的传统工作年限将无法满足52年以上人均成年寿命的需要。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退休储蓄承担责任，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人们要想达成财务目标就必须接受延长工作年限的现实。此外，个人也有义务向雇主和金融中介机构寻求规划和管理储蓄和投资的专业协助。想利用金融中介“暴富”的人们必须调整经济预期，转而寻找能帮助他们“缓慢但踏实地保障财务安全”的顾问。以“赌徒心态”制定储蓄和投资决策无法为中华民族带来财务上的安全。
对全世界大部分劳动人口而言，每一笔工资都与大量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相伴相生。世界上最有效的养老金系统通过将个人缴纳养老金和雇主代缴养老金转变为强制性（或至少是激励制）帮助人们更轻松地确定短期和长期经济义务之间的优先次序。鉴于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并非强制性，中国雇主可以通过三项关键措施确保员工能够接触和利用他们需要的成长型资产，帮助他们建立充足的退休储蓄，这三项措施是：扩大劳工养老金在城市及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不断帮助员工进行养老金规划，以及为他们提供以增长为导向的投资选择。
中国雇主可以从这些措施中获得巨大的收益。首先，帮助员工实现财务健康本身就是正确的。此外，研究表明，经济状况不佳的员工压力更大，更容易分心，这会降低生产率和客户服务质量，并损害健康。平均而言，员工每月有13个小时都在担心收入问题——这对生产率构成了严重拖累。
中国的退休缺口能否弥补还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抓住机会促进政策革新。现实是，中国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必须不断延后，才能减少退休时间与工作年限之间的比值。同时，若想缓和储蓄不够养老的风险，政府必须推出必要措施，确保人们能够领取最低保障的补充退休福利作为终身年金。此外，政府应当允许海外投资，以便提供以增长为导向的投资选择。投资选择的多样化让中国公民可以在更低的风险下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而不必将投资局限在中国国内的证券市场。优质的投资机会对保障中国公民的财务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至少应当对养老金计划的沟通传达进行改进，以帮助参与者理解养老金计划所提供的选择和机会。
综合利用这些措施不仅能有效地缩小养老金缺口，也有利于个人和雇主在更有利的竞争环境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帮助全国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城市地区）脱离贫困。中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飞速蹿升。到2022年，75%以上的中国城市消费者的年收入将介于60000到229000人民币之间，与巴西和意大利的平均收入相当。国民金融素养的不足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新富阶层消费和储蓄的方式。如果没有投资方向，短期消费的动机就会凌驾于长期储蓄之上，而“暴富”或“赌徒”的心态也将在中国的个人投资者间盛行。
金融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帮助个人制定更合理的金融投资优先顺序。借助以长期为导向的高质量低成本的建议、工具及金融产品，金融中介机构能打破个体的消费惯性，鼓励人们节约。通过与政府和雇主合作，这些机构可以帮助中国提高识别“优秀”的金融建议和金融产品的能力。
中国公民在工作和退休时期的消费和购买能力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长期储蓄的缺口无法弥合会加剧中国贫富分化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动荡，危害社会结构。正如中国古代哲人和作家老子的著名箴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想解决中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利益相关者们需要立刻采取大胆行动。是时候迈出“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了。
（FT中文网，2017.11.17）
多项指标显示经济增速放缓
《华尔街日报》报道，10月份中国经济增长显露放缓迹象。10月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额增速均小幅回落，因中国政府加大了控污染力度，且国内大城市仍实施楼市限购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6.2%，增幅低于9月份的6.6%。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虽然符合经济学家预期，却是今年以来的次低水平。经济学家称，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是受政府防治污染措施和“十九大”期间北方工厂停工影响。
1-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7.3%，较1-9月份的7.5%增速放缓，并创下1999年12月以来新低。经济学家表示，这主要受到房地产投资放缓拖累。交通银行经济学家刘学智表示，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
随着限购措施继续令市场冷却，10月份住宅销售进一步放缓。10月份住宅销售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4%。相比之下，9月份为下降2.4%。1-10月份房地产投资额增长7.8%，但刘学智预计，明年该指标增速将低于总投资增长，而住宅销售放缓将意味着家具、家电和建筑材料需求将相应减少。
10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10.0%，低于9月份时10.3%的同比增幅。10月份数据是八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也低于市场预期。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 AG）的经济学家周浩称，投资和财政支出均出现下滑，表明在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超越6.5%目标的情况下，政府已开始收缩部分刺激措施。
受到外部需求强劲及政府投资的推动，中国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达到6.9%的高水平，远超年初时的预期。经济学家们称，鉴于全年至少6.5%的增长目标可轻松实现，中国政府或将工作重点重新转向削减工业过剩产能和去杠杆。10月份少有地出现了政府开支同比减少的现象，当月银行大幅缩减放贷。周浩称，总之，中国仍希望增长、负债及杠杆率实现平衡。他补充说，中国经济未来数月料将进一步放缓。
（WSJ，2017.11.14）
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
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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