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凡夫俗子；来源于：凡夫俗子话财经
在古老的《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广为流传：
凡间的英雄珀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结合，生下了一个名为阿喀琉斯的男孩。为了能让儿子练就一身本事，刚出生时母亲就将他倒提着浸泡在冥河之中，冥河之水洗去了阿喀琉斯体内属于凡人的部分，让他变得刀枪不入。
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冥河之水水流湍急，而阿喀琉斯尚为婴儿，所以忒提斯就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恰恰是这唯一没有被冥河之水洗礼过的部位，成为了阿喀琉斯全身唯一的“死穴”。后来的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被敌人一箭射中脚踝，因重伤不知而亡。
后人便常引用这段“阿喀琉斯之踵”的寓言来阐述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他也有致命的软肋。
而今，传说中的故事已然应验在我们身边。
国之骄傲的中兴通讯惨遭美国制裁，一夜之间进入休克状态。任凭公司领导如何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人的态度都是“没任何扭转余地或协商空间”。无可奈何花落去，人家一纸禁令就革了企业的前途。这就好比是一个花匠在别人家的花园里租了块地，精研园艺，种花种菜，自娱自嗨，却全然忘记了有一天别人让他离开花园的时候，他该何去何从。
倘若没有这一手，我们可能还陶醉在对美国大豆等领域的有力反击中，殊不知此次贸易战，我们打的是美国的现在，而美国打的却是我们的未来。
任凭国家经济发展奇迹再怎么令人惊叹，任凭“新四大发明”再怎么光彩照人，一旦自主可控的高精尖技术受制于人，便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国——而这，也正是我们泱泱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试想，如果换我们用芯片来要挟和制裁美国，恐怕胜算只能是零。
以上种种不禁令人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创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么多？
这是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1
曾几何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今天的美国完全相同：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遥遥领先的技术水平、活跃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繁华先进的城市建设，无不彰显着国家的强盛。尤其是在技术方面，火药、指南针、纸张和印刷术堪称是“让欧洲人走出黑暗时代的伟大发明”，而钢铁与战争武器等方面的生产力也足以傲视全球。
意大利历史学家奇波拉（Cipolla）曾在一本名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的社会与经济：1000-1700》的著作中写道，倘若将11-18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的西方和中国做一个对比，那么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发达的工业经济。
另有不少学者声称，早在13世纪，中国就已经具备了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时的各种经济、科技和工业条件。换句话说，按照发展的进度与领先的段位，工业革命最应该率先发生在中国。
可是工业革命就是没能发生在中国。
不仅如此，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再度向前迈进，而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也逐渐开始掉队了。此后的鸦片战争，让英国人的炮舰打破了火药发明国度的大门，西方技术上的优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也彻底失去了从前的头部地位。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短短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实在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问题最早由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1900～1995）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故而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该问题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在笔者看来，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科举制与官本位思想掣肘了国家的科技进步。
隋朝以来，官员们开始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到了宋朝时期，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指定为“四书五经”。在当时，做官的投资回报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还能加官进爵，因此对于科举的评价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对于“四书五经”这些标准的参考教科书而言，总字数超过40万，倘若做到将其倒背如流，势必要花费一番大工夫，更何况还要读史书，学习吟诗作对写八股文。所谓“十年寒窗”，丝毫没有任何夸张成分。
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人们当然不会将科学技术放在眼里。特别是后来的科学技术越来越依赖于数学和可控实验，而学子们都在忙着读“四书五经”，自然难以兼顾。
作为中国科技史上极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在序言里带着些许无奈地写到，聪明而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这对于科举没有帮助。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科举制度因为具备一个考核的客观标准，因而是公平的，而这对过去中国的繁荣和华夏文明的鼎盛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优越性只局限在技术创新都是依靠经验来发明的时候，一旦到了科学实验的新阶段，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同样逃不开官本位的思想桎梏。
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突然掀起了一股公务员报考的热潮，公务员报考人数逐年激增。从国考数据来看，2010年和2011年的总体报录比高达59:1。当一百多万号人竞争一两万个岗位的奇观频频出现时，你不得不为之感叹。
至于“公务员报考热”的成因，除了就业压力大、政治抱负、铁饭碗等因素外，最关键的还是官本位思想使然。在不少人看来，进入公务员队伍便是通往“云阶”的“天梯”，一旦考过便意味着掌握了权力，自然便会拥有比旁人更多的资源甚至机会，从而领先不止一个身位。当然，其中还涉及到分房、医疗等诸多隐形福利。
尽管近年来，大环境的变化让公务员报考的热度有所减退，但是最核心的权力部门竞争却是更加惨烈，201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最热岗位的报录比竟然高达9837：1，名副其实的万里挑一。
不能否认，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可是一干最优秀的人才争先恐后地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向生产部门集中，也着实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前进造成了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强势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式分权的体制机制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不过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过多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显然是不健康的。
根据经济学家凯文?墨菲（Kevin M. Murphy）的实证研究，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巨大的寻租空间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本身就是一种伤害。而“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的命题已经历了太多的实践检验，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上，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规律而不是行政意志。
科技创新，同样也是如此。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素，企业直面市场、贴近市场，对于市场需求有着极为敏锐的捕捉和精准的判断，其中自然包括对最前沿科学技术的领悟。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为了生存和盈利，更为了从行业中脱颖而出，企业具备与生俱来的基因与动力去不断高效配置资源，组织研发活动来提高改进生产技术并加以创新。
倘若让政府部门来主导科技创新活动，情况则全然不同。政府不是技术部门，很难搞清楚创新的技术是否可行，更会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快速感知到最前沿与市场最需要的技术，进而对于科技创新方向和前景难以把握。
日本“通产省神话的终结”便是典型的案例。作为日本行政机构主体的内阁，通产省主导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发活动并制定了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这一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纺织、机械、化工、造船、汽车等产业的成功崛起。然而，在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电视（HDTV）计划中，通产省并没有认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方向，该计划与国际市场主流应用和技术走向相去甚远，尤其与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发源地美国硅谷的发展走向渐行渐远。日本电子企业、IT企业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大发展的绝佳时机。
由通产省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创新体系异化所带来的巨大缺陷，给所有采取政府主导模式的地区和国家敲响了警钟。这也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政府的简政放，并继续加大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不过，这也需要人才更愿意投身于生产部门才行，而做到这一点恐怕还任重道远。
其实国内也有鲜明的对比写照，请参考东北和深圳。
3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此言为钱学森先生于2005年同温总理交谈时所讲，是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不过，与其说是“问”，倒不如说是“钱学森之忧”更为贴切。
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此，钱学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要靠科学技术，今后发展新型产业，就应当以科技创新来引导经济发展。”
时隔多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迅猛，但是其中科技创新的贡献却始终停留在30%~40%，这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差距颇大。
难道真的如钱老所说，我们国家缺乏杰出人才？
实则不然。倘若将学术论文和申请专利作为评价指标，你会发现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成果均处于世界前列；可事实上，科技创新就是没能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经济科技两张皮”的状况也由此成为常态。与此同时，国家每年都有许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大批科技人员弃研从商或流向国外，由此带来的种种浪费也是屡见不鲜。
诚然，光有科技成果还远远不够，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是根本所在。只有打通科技成果与市场的渠道，进而实现产业化，才能真正让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服务，否则再多的学术成果与专利，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纸上谈兵”。
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率仅为10%~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高校科研立项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学术思维”和“专家思维”占据主导，“市场思维”尚且未能培养起来，很多项目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商业化价值和前景；
第二，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利益与风险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作为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并未形成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有机互动与配合，以科技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等身份参与其中；
第三，由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让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无法继续中试，从而遭到的“流产”的厄运，也制约了成果的转化。
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他们根本无需考虑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科技成果与生俱来地拥有面向市场的基因，在高校与企业的良好配合下，成果一经问世便直接面向生产线，否则对于作为科研投资主体的企业来说，资金就“打水漂”了。
不仅如此，美国还注意为科技创新活动营造具有充分激励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比如以下四个方面：
1、切实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使科技创新的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者的人力资本价值都能得到充分实现；
2、持之以恒地厚植人力资本，建立健全国民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3、针对科技研究的各个环节都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方面做出合适的政策制度安排，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驾护航作用有机结合；
4、在全社会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以上种种，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或者马斯克，或许可以成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亦或许是我们科技创新相对落后的原因所在。
4
话说回来，中国的强势崛起依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科技方面，我们绝佳地把握住了后发优势，经过科研人员们的不断努力，在长期“跟踪”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加以吸收模仿并融入自己的创新后，有了质的飞跃和提升，而今已经实现了全面赶超，并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当“中国制造”的美名响彻全球时，作为华夏儿女的我们，内心肯定是自豪的。
然而，“中国制造”毕竟还不是“中国创造”，有些事实还是应该认清比较好。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让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推动了制造业成本的持续攀升，由此一来，中国曾经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渐被蚕食。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资深产业专家豪尔赫·乌特克所说，到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可能会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届时，“世界工厂”名号将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泰国、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更要命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这偏偏是位于微笑曲线的最底部，利润率最低。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从而获取高昂的利润。
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业内不少专家和学者都曾经以iPhone手机的跨国生产制造过程为例，来证明美国对华的长期巨额贸易逆差是个伪命题——毕竟，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你们美国就因为拥有核心技术与专利就可以坐享其成，收获高昂的利润，而我们中国只从中挣了一丁点辛苦钱，可是却要把运回你们国家的所有iPhone手机的售价都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我们如此费力不讨好，你们却得了大便宜还卖乖，非要说中美贸易失衡不公平，这个锅我们可不背。
就在人们给特朗普上这堂“贸易课”的时候，你可曾想过，这也是在告诉世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正是由于我们一直擅长的是“模仿创新”而缺乏“自主创新”，因此到头来只能是这般无奈的境况。
而中兴危机的来临，更是令人感慨：掌握高精尖技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或许是时候该做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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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了太多关于中兴通讯的评论与分析。眼下，原本已经退休享清福的76岁创始人侯为贵临危受命，再度出山救火。看到这位老人家拖着年迈的身躯去带领8万中兴员工和他们身后的家庭走出困境，任何人都会为之动容。
不过，还是那句话：逆境之于强者来说，总是契机。
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笔者衷心希望，如果还有下一次，面对霸权主义国家的无理制裁，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应：
“别以为只有你们才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我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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