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洪平
前不久，北京限制外地牌照的政策再次收紧，这被不少崇尚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学者猛烈抨击，北京交管新规再次成了政府行为扭曲市场经济的佐证。在各地掀起“抢人大战”的当下，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在拒绝人口的流入，难免引发广泛的质疑。北京究竟有什么底气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怎样交锋的，未来哪派力量能够占上风。
事情的起因是，6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和交通管理局三部门发布通告，对外地车牌载客汽车的限行范围扩大至六环内，同时每辆车每年最多办理进京通行证12次，每次有效期最长7天。从2019年11月1日起实施。
新规出台之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没摇到号暂时挂外地牌照的车主们愤愤不平，已经有了北京号牌和更多没车但嫌弃道路太堵的市民则拍手叫好。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客观一点地说，限制外地号牌车辆是所有一线城市的普遍做法，这既是城市管理者应对“大城市病”的无奈之举，当然也难逃反对者们对当局“一限了之”“懒政”的攻讦。
从微观上看，人口向城市聚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
从经济角度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不可避免。人为地增加人口进入一线城市的成本，限制了“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了潜在的生产率提升。而一些客观上的限制，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其实也都有技术上经济上的解决方法，这已经被无数学者从各个角度论证过了。
从政治角度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也有很大阻力。人口大量涌入会增加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降低城市的宜居程度，而且城市要不断地增加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地方政府在资金、资源、人员上的增加往往落后于现实情况的变化，这也激化了矛盾。此外上级政府还要考虑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问题，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也使得政府在“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上多了一层顾虑。
如果从宏观上看，国家也不能无条件地“放任”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迁徙。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如果完全没有行政上的调控，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那么中国整体的人口分布应该是符合经济总量分布的，人要往高处走，向机会多能赚钱的地方迁移。我国整体经济是东部好于西部，南方优于北方。所以自由条件下，大部分人口会向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
而且这种趋势符合马太效应，人口越聚集，劳动分工越细化，生产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对人口越有吸引力，它会自我正向循环不断强化。最终的人口分布很可能比“二八定律”还要极端，一两个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0-90%都有可能，人口5000万甚至过亿的超大型城市（群）也不是不可能。
但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在这些城市受“大城市病”之苦以外，从全国角度看，人口过度向少数城市和地区聚集还有其他坏处。
从国家安全角度，要长治久安地治理一个地区，人口的数量（密度）是基础，要实现对土地的有效控制，首先必须有充足的人口。地广人稀的地方向来是“易攻难守”的，或者成本极高。俄国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法国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纳，并不是冲那几个小钱去的。而是他们知道，要真正统治这些地区不仅代价极高经济上不划算，而且随着美国实力的扩张，就凭自己那几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要保住千里之外的“飞地”，成本太高难以承受。所以与其打一场没胜算的战争，然后割地赔款，还不如趁早卖掉。
人口对边疆地区的地缘战略安全尤其重要。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独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联执行的政策，使少数民族集中在边疆共和国，当地俄罗斯族（斯拉夫-高加索人）比例偏低，一般不超过20%。所以在苏联对边疆地区控制力下降后很快独立了，原本的“少数民族”成了新国家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反倒成了少数民族。
这对中国很有启示，我们也不能放任边缘省份人口过少、民族单一化，因为一旦有事，很容易产生分裂主义倾向。姑且不论泛突厥化思想的影响，光是境外反华势力的煽动就让人防不胜防。对此，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那怎么让人口愿意留在当地呢？难道靠“多生”吗？不过即使再怎么“多生”，只要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减，那人口流出的趋势就难以逆转。比如各地接连出现的城市间“抢人大战”、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对“未富先老”的恐惧，还有社保基金全国范围“调剂”的相关新闻，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现在确实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点，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快速进入老龄化、甚至是超老龄化社会，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民生问题，还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这需要我们的领导人拿出一套整体的综合方案，才能让中国这艘“大船”稳定住，并且继续前进。
要解决人口过度向大城市聚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没有吸引力的问题，其实关键是解决“公平”的问题。古今中外，公平问题是限制人类进步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演变到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实现全国范围内大家都遵守你这套体系，那你一定要是一个能“服众”的制度。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按地域给定名额，然后在同一地域内按成绩择优录取。这样无论你的初始条件如何，都是在和身边的人竞争，寒门子弟也有希望，社会流动性不枯竭，人心才能稳定。
西方也有类似的以“公平”为目的的制度设计，比如陪审员制度。陪审员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服众，为了“公平的表象”。你想象一下，在公民中随机抽签决定若干名陪审员，他们除了和控辩双方没有利益冲突的共同点外，其实来自各行各业，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法律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他们难道能做出比专业法官更公正的判决吗？当然不能，庭审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辩双方律师煽动陪审员情绪的功力。
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制度呢？关键就是为了制造一个貌似“公平的表象”。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最终进入陪审员出席的庭审阶段的案件也是少数。以案情影响力最广的刑事案件为例，很多案件都在开庭前，嫌疑人就选择和检控方达成认罪协议换取轻判，这样既达到了惩治罪犯的目的，也节省了审理案件的社会资源，是人类“实用主义”的一种智慧成果。
而真正耗到要开庭审理的时候，审判的目的就变了。嫌疑人是否真的有罪，罪罚是否相适应，这些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让法庭内外的人都相信，罪犯会受到正义的制裁，善良的好人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信任让社会全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合作的关系，相信破坏规则的人会受到惩罚，这是法院判决的真正意义。而陪审员制度就是在表明，审判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这种行为是民众的决定，所以必然是“公平”的，必然应该得到大众的支持。
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探讨人口政策时，也不能忘了这个政策只有在大众认为你是合理的，认为你是公平的时候，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否则当人人都不服这个法律，在无时不刻千方百计地找漏洞时，你这个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法不责众”不是因为人民太刁蛮，而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就有问题。
具体来说，怎样的政策和法律能让大家感觉公平呢？怎样才能吸引一部分人口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呢？公平此时体现为一种平衡，一种自由选择不同结果的机会。
国家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手段。比如东部、南部经济更发达，但生活成本更高，同时政府可以从经济生活中征收更多（但不一定是更高比例）的税收，而这些税收不能都用在本地，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就像人口流入地的社保基金更充沛，但你不能全用在本地，而是要向这些人口的流出地，生养了他们的地方进行补偿，补偿他们的父辈祖辈。此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也是中央手里的工具，多种手段组合使用能实现“1+1>2”的效果。
中部地区怎么办？他们既没有大城市的先天优势，也难以争取更高额度的中央补贴，处于两头不靠的尴尬状态。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到机会更多的地方去拼搏，剩下一部分人利用当地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来收入不高，但因为走了一批人，他们面对的竞争少了，所以收入有所回升，尽管可能比不上离开的人，但也能维持下去。
这公平吗？也许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在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这种安排就是最优的。国家要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如卫生和国防。这笔账没法清晰地算到每个人头上，你要么接受这笔“糊涂账”，要么去别的国家接受他们的“糊涂账”。人生就是选择和权衡。
人们要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而是现实要处在心理上相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要么我去大城市，承受更大的压力，忍受更恶劣的环境，同时赚更多钱提升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要么我去小城市或者农村或者困难地区，压力小一点，自然环境好一点，但较少的薪酬加上一点国家补贴的福利也比不过大城市。
如何抉择？如何取舍？这是个人的问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不能也没法干涉。我们只需要知道，只要你给出了政策上的倾斜，现实就会朝你干预的方向拨过来一点。一切选择都有代价，自由放任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未必是在长时段里对国家整体最好的。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行政管理从粗犷向精细进行转型，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维持平衡。一刀切的限制不好，完全放任自流也有问题，现实的最优解应该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即“有调控的自由”。而且这种最优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和环境需要不断微调的。整个过程难以一蹴而就，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解释了大城市集聚人口的利弊得失，分析了从国家整体角度难以放任人口自由流动的难处。最后给出了解决方案：国家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手段，用转移支付和产业政策等手段，实现“有调控的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在结果上还能体现公平原则，最终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维持平衡，让中国这艘“大船”平稳地继续前行。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