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7月26日消息，“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央行已初步决定下调MPA（宏观审慎评估）结构性参数、适度放宽考核要求，配合此前二季度已鼓励银行放贷的政策导向，以支持银行满足有效信贷需求。这个新闻事实上并未掀起很大波澜，但是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拐点。因为MPA为代表的中国版宏观审慎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重要一环，在金融危机后，全球都在反思危机出现的原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但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种趋势是9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主义的集中体现，在这个阶段多位全球重量级经济学家、主流金融机构，包括BIS、IMF都坚定自由主义的主张，即有且仅有自由市场才能最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这些全球治理机构坚决反对资本管制，认为这会导致经济结构僵化和危机。但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迷信，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不仅无法避免危机，甚至加剧了危机的传播，因此在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都开始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包括美国的多德法案，英国的双支柱等等，这也包括中国版的宏观审慎政策，而具体表现就是MPA政策的设计和运用。应该看到在经济过热周期，特别是2017年以来的去杠杆阶段，MPA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去杠杆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面临内外压力，MPA政策出现了设立以来的第一次系统性放松（其中曾经出现过阶段性或结构性调整，但都不是系统性的），这不得不说是政策的一个轮回。无巧不成书的是，此时此刻美国也在准备放松金融监管政策，当然两个国家放松的基本面背景有所差异，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的巧合，记得在多年的QE阶段，有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不知道货币宽松会把全球经济这艘航船带到何方？但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宽松政策终于退出，监管政策也在转向，所以我想历史还是一个螺旋吧，但就像人生不会踏过同一条河，也许现在的拐点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新路，还是老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吧。是为本文的序言。
具体来看央行指出，除MPA中的结构性参数α有所调整外，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β也有调整；同时，各省市调整幅度有差异，且尚未正式实施。‘目前(央行各中心支行)已经收到辖内法人银行二季度申报的材料，但MPA相关系数调整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各省市参数的调整幅度不同，α也并不全都是0.5。’一消息人士称。稍早，曾有媒体报导称‘部分银行周三收到央行下发的通知，下调MPA中的结构性参数，初步在0.5左右。’路透已就上述消息联系中国央行，但暂未获得其立即置评。”
若央行下调结构性参数和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相当于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使得商业银行更容易满足MPA的资本充足率合规要求，起到了对冲非标回表产生的合规压力和资本补充压力以支持非标回表的作用。根据我们测算，如果此次央行“一刀切”地将全银行业的MPA结构性参数调低至0.5，则商业银行可以以28%-33%的广义信贷增速上界进行广义信贷扩张。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7年年末的广义信贷规模分别为177.88万亿元和207.42万亿元，按30.60%的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扩张的2018年广义信贷增量分别为54.43万亿元和63.47万亿元。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7年广义信贷规模的增速分别为11.97%和10.38%，按照线性外推，将其作为假设央行不调整MPA相关参数时的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估计值；则央行调整MPA相关参数使得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提高18.63个百分点和20.22个百分点，使得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8年的新增广义信贷规模额外增加33.14万亿元和41.94万亿元。
但结合7月20日发布的资管新规细则第四条的表述来看，我们认为对冲非标回表产生的合规压力和资本补充压力以支持非标回表或是MPA参数调整的主要动因。根据已有消息和我们之前对非标回表对银行资本金的影响测算，我们认为央行此次调整MPA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相关参数不会搞一刀切，而是会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进行差异化调整，以防止无差异调整造成巨量广义信贷额度被骤然释放，表内信用过度扩张，背离纾解表外资产回表给银行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和资本充足率合规压力的政策意图。根据我们的测算，各类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标回表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存在明显分化：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外资银行距离监管红线尚有非常充裕的安全边际，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未上市的中小银行则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
若央行调整MPA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相关参数，可能会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更大的倾斜力度，下调幅度会更大，而对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和外资银行的照顾力度则可能会较小，甚至不会做下调。如果央行进行差异化MPA参数调整，则假设央行不下调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银行的结构性参数，而将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的结构性参数调低至0.5，则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的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以在旧口径下在2017年年末广义信贷规模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为31.52%。则央行调整MPA相关参数使得旧口径下2018年的新增广义信贷规模额外增加24.88万亿元，使得旧口径下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提高14.93个百分点。
各种迹象都表明，政策层面的宽货币紧信用有转向宽货币宽信用的趋势。监管层正试图通过对非标等表外信用扩张渠道监管的放松和对债券投资等表内信用扩张渠道的激励，促进信用扩张，扭转以社融增速萎靡为表征的信用紧缩态势，防止金融严监管和去杠杆对实体经济产生过度冲击。
正文
引言
据路透7月26日消息，“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央行已初步决定下调MPA（宏观审慎评估）结构性参数、适度放宽考核要求，配合此前二季度已窗口指导鼓励银行放贷的政策导向，以支持银行满足有效信贷需求。他们并指出，除MPA中的结构性参数α有所调整外，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β也有调整；同时，各省市调整幅度有差异，且尚未正式实施。‘目前(央行各中心支行)已经收到辖内法人银行二季度申报的材料，但MPA相关系数调整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各省市参数的调整幅度不同，α也并不全都是0.5。’一消息人士称。稍早，曾有媒体报导称‘部分银行周三收到央行下发的通知，下调MPA中的结构性参数，初步在0.5左右。’路透已就上述消息联系中国央行，但暂未获得其立即置评。”
结构性参数α和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β是MPA资本和杠杆情况下资本充足率考核的两个关键参数。商业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和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比较结果决定了资本充足率一项的得分。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Ci*=αi×（最低资本充足率8% 储备资本 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 逆周期缓冲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max{βi×[机构i的广义信贷增速-（目标GDP增速 目标CPI）], 0}。αi称为结构性参数，基准值为1，根据以下两方面情况进行上调：（1）经营稳健性状况：考核季度内内控管理、支付系统出现重大问题，发生案件及负面舆情等情况上调0.05。（2）信贷政策执行：考核季度内月均转贴现余额占比或新增占比超过法人机构平均水平上调0.05。βi称为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是机构i的宏观经济热度参数与系统重要性参数的乘积。若央行下调结构性参数和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相当于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使得商业银行更容易满足MPA的资本充足率合规要求。
事实上，此次媒体报道的央行拟调整MPA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相关参数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在5天前的7月20日，央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中就明确指出：“对于通过各种措施确实难以消化、需要回表的存量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时，合理调整有关参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支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回表需求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从央行的表态可以看出，无论是调整MPA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相关参数，还是支持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其最终落脚点都是纾解表外资产回表给银行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和资本充足率合规压力，同时适当刺激信贷以加速表外资产回表，缓解由于非标等表外融资收缩造成的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而这实际上是金融严监管重塑银行业态的一个缩影。在这一背景下，作为银行业监管核心范畴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MPA，就尤其值得回顾和梳理。这正是本报告的核心。
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
传统意义上，商业银行的负债主要来自存款，而资产主要是贷款，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赋予了商业银行以资金中介的角色，使得资金从实体经济中的居民部门经商业银行之手流往非金融企业部门，避免了资金在金融部门内的空转。在经济运行良好，居民部门的储蓄意愿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信贷意愿较强，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质量和现金流无虞的情况下，传统的以存贷业务为主的运营模式对商业银行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在近年来宏观经济下行，实体企业部门信贷需求萎缩以及资产质量和现金流状况恶化，利率市场化下存贷利差压缩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压力不断加大，银行业开始寻求业务模式创新。而这主要反映在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上。在负债端，具有在扩张资金来源的同时减少计提存款准备金及风险资本等优点的以同业存单为代表的同业负债和银行理财迅速扩张。在资产端，具有绕开信贷规模限制、节约表内资本占用和增厚收益等优点的同业理财、委外和非标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收益来源。尽管商业银行的这种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有一定积极意义，但银行理财、委外、表外非标等表外业务的膨胀造成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规模大幅上升，导致监管无法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有效的覆盖和穿透，而商业银行负债和资产的期限错配又造成流动性风险积聚。银行理财背后的多层嵌套和委外背后的通道业务强化了金融机构间的关联性，容易在风险事件爆发时引发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此外，同业理财的扩张造成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而在银行体系内空转，使得商业银行背离了原有的连结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中介的角色。因此，金融严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抑制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的扩张，使商业银行回归以存贷为主的资产负债结构。由于以非标为主的一部分表外资产隐含着实体企业部门的融资需求，而以银行理财为主的一部分表外负债隐含着居民部门的资金融出需求，因此，由金融严监管撬动商业银行回归以存贷为主的资产负债结构，必然包含着大规模的表外业务转表内业务，而非简单的到期不续作。
但正如从哪里开始，就会在哪里结束一样。商业银行扩张表外业务的初衷是绕开信贷规模限制、节约表内资本占用和增厚收益，但当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严监管常态化，表外业务受到打击，表外转表内成为必须时，曾经的表外业务的优点就会变成当下转型的痛苦：表外非标回到表内的资产端，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大，从而缩小了实际资本充足率，这就导致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无法满足银保监会和央行的合规要求，因而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和合规压力。由于央行MPA考核中的资本和杠杆情况及定价行为中的任意一项不达标（低于60分）就会导致被考核商业银行落入C档机构，从而面临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被调整为0.7-0.9倍，另加惩罚性的SLF利率、金融市场准入受控、在合格审慎评估中扣分等惩罚性措施，而资本充足率在资本和杠杆情况中的分数权重为80分，因此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合规的重中之重。
表1展示了MPA的资本充足率评分标准。其中，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Ci*=αi×（最低资本充足率8% 储备资本 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 逆周期缓冲资本），逆周期缓冲资本=max{βi×[机构i的广义信贷增速-（目标GDP增速 目标CPI）], 0}。αi称为结构性参数，基准值为1，根据以下两方面情况进行上调：（1）经营稳健性状况：考核季度内内控管理、支付系统出现重大问题，发生案件及负面舆情等情况上调0.05。（2）信贷政策执行：考核季度内月均转贴现余额占比或新增占比超过法人机构平均水平上调0.05。βi称为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是机构i的宏观经济热度参数与系统重要性参数的乘积。央行下调结构性参数和整体信贷顺周期贡献度参数，相当于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使得商业银行更容易满足MPA的资本充足率合规要求，起到了对冲非标回表产生的合规压力和资本补充压力以支持非标回表的作用。另一方面，MPA资本充足率考核要求的降低，实际上意味着商业银行可投放信贷额度的增加，这有助于加速表外资产回表，同时缓解由于非标等表外融资收缩造成的实体经济融资困难。我们注意到上周央行窗口指导商业银行，通过额外提供MLF资金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并在7月23日开展了大额超预期的5020亿元1年期MLF操作，这些都表明央行有意刺激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以向“融资难，融资贵”的实体经济输血。此次拟调整MPA考核相关参数背后应当也有这一考虑。为了直观展示此次参数调整若落地对信贷的刺激效果，我们对广义信贷额度的增长空间进行测算。为此，我们考虑广义信贷增速所受的约束。在MPA考核体系内，广义信贷增速受到两方面的约束。第一个约束是直接约束，来自资本负债情况的广义信贷增速这一项。
由于广义信贷增速一项的分数权重达到60分，因此目标M2增速 对不同类型机构的容忍度实际上就为广义信贷增速设定了上界。假设目标M2增速为8%，则N-SIFIs、R-SIFIs和CFIs的广义信贷增速上界分别为28%、30%和33%。
第二个约束是间接约束，来自之前提到的资本充足率。根据相关监管要求，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大致为1%，储备资本到2018年年末为2.5%。2018年我国GDP目标增速为6.5%，目标CPI为3%。根据统计，多数商业银行的β在0.8附近。则当全银行业的α下调到0.5，广义信贷增速达到28-33%的上界时，各类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合规要求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资本充足率最低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12.27%都高于表3中列出的最高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合规要求11.15%。因此如果此次央行将全银行业的MPA结构性参数调低至0.5，则商业银行可以以28%-33%的广义信贷增速上界进行广义信贷扩张。
由于自2017年第一季度起，表外理财被纳入广义信贷口径，因此将不含和含银行理财的统计口径分别称为旧口径和新口径。由于央行公布的存款类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仅披露了以外汇结算的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而未披露以人民币结算的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因此不将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列入广义信贷公式。旧口径下，我们按照广义信贷=各项贷款余额 股权及其他投资 债券投资 买入返售资产的公式计算广义信贷规模。新口径下，我们按照广义信贷=各项贷款余额 股权及其他投资 债券投资 买入返售资产 银行理财余额的公式计算广义信贷规模。
使用28%-33%的广义信贷增速上界进行计算未免显得有些粗糙，因此我们需要计算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为此，我们使用央行公布的银行信贷收支表对商业银行的分类来代替N-SIFIs，R-SIFIs和CFIs：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银行代替N-SIFIs，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代替R-SIFIs，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代替CIFIs。由于分银行类别的银行理财余额数据没有披露，因此用这三类银行在旧口径下在2017年年末广义信贷规模中的占比作为权重计算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
由表5计算可得，商业银行的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为30.60%，该数值表示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按各自广义信贷增速上界扩张后的全银行业的广义信贷增速。尽管该数值是基于旧口径计算得出的，但可以粗略地认为它也适用于新口径下的计算。
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7年年末的广义信贷规模分别为177.88万亿元和207.42万亿元，按30.60%的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扩张的2018年广义信贷增量分别为54.43万亿元和63.47万亿元。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旧口径和新口径下广义信贷规模都呈平稳增长，因此进行线性外推是合理的。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7年广义信贷规模的增速分别为11.97%和10.38%，将其作为假设央行不调整MPA相关参数时的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估计值。则央行调整MPA相关参数使得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提高18.63个百分点和20.22个百分点，使得旧口径和新口径下2018年的新增广义信贷规模额外增加33.14万亿元和41.94万亿元。
但结合7月20日发布的资管新规细则第四条的表述来看，我们认为对冲非标回表产生的合规压力和资本补充压力以支持非标回表或是此次MPA参数调整的主要动因。
根据已有消息和我们之前对非标回表对银行资本金的影响测算，我们认为央行此次调整MPA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相关参数不会搞一刀切，而是会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进行差异化调整，以防止无差异调整造成巨量广义信贷额度被骤然释放，表内信用过度扩张，背离纾解表外资产回表给银行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和资本充足率合规压力的政策意图。
根据我们的测算，各类型商业银行面临的非标回表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存在明显分化：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外资银行距离监管红线尚有非常充裕的安全边际，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未上市的中小银行则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因此若此次央行调整MPA资本充足率考核的相关参数，可能会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更大的倾斜力度，下调幅度会更大，而对国有大型银行、农商行和外资银行的照顾力度则可能会较小，甚至不会做下调。
之前测算了央行“一刀切”将全银行业的结构性参数调低至0.5所释放的广义信贷额外增量，这里再对央行对结构性参数实行差异化调整所释放的广义信贷额外增量进行测算。根据之前的分析，假设央行不下调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银行的结构性参数，而将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的结构性参数调低至0.5，则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的加权广义信贷增速上界（以在旧口径下在2017年年末广义信贷规模中的占比作为权重）为31.52%。以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银行2017年的广义信贷增速10.22%作为2018年其广义信贷增速的估计值。由于分银行类别的银行理财数据没有披露，因此只按旧口径做计算。旧口径下，以2017年全银行业的广义信贷增速11.97%作为2018年全银行业广义信贷增速的估计值。则央行调整MPA相关参数使得旧口径下2018年的新增广义信贷规模额外增加24.88万亿元，使得旧口径下2018年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提高14.93个百分点。
实际上，在媒体报道此次央行拟调整MPA考核参数之前，监管层已经关注到表外资产回表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资本压力。此前银监会于2018年2月28日印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的放松意味着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在业务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净利润会提高。7号文要求“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不得用于发放奖金，不得增加分红，确保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留存在银行”，表明增加的净利润会进入到未分配利润或一般风险准备科目，从而补充净资本，可减轻非标回表带来的资本补充压力。
我们注意到7月20日央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允许公募投非标，且对非标回表给予支持，对因特殊原因难以回表的非标未作强制要求，允许金融机构自行妥善处理，央行还在近期的窗口指导中鼓励商业银行用MLF资金投资中低评级债券，加上媒体报道此次央行拟调整MPA有关参数以支持非标回标。各种迹象都表明，政策层面的宽货币紧信用有转向宽货币宽信用的趋势。监管层正试图通过对非标等表外信用扩张渠道监管的放松和对债券投资等表内信用扩张渠道的激励，促进信用扩张，扭转以社融增速萎靡为表征的信用紧缩态势，防止金融严监管和去杠杆对实体经济产生过度冲击。
从微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
上文主要讨论了央行调整MPA相关参数的政策意图和可能的政策效果，而这实际上是金融严监管重塑银行业态的一个缩影。而为了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金融监管对银行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回顾作为银行业监管核心范畴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MPA的发展历程。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框架始终以面向金融机构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为核心。微观审慎监管主要负责“维护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其监管对象是单个金融机构，而其监管目标则是防范单家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利益。从执行层面来讲，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中的相应规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对相应行业内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起到广义上的微观审慎监管的作用。由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庞大，银监会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审慎监管的主体功能部门，而《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试行）》与《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是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的主要工具。直观角度来讲，微观审慎监管认为，只要保证金融行业个体经营单位的正常经营，那么整个金融体系也必然处于稳健运行状态。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内在漏洞——金融系统顺周期的客观特性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主观性漏洞的固有矛盾。所谓顺周期特性，即指价格下跌时与上涨时的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一致性行动对资产价格原有趋势的延续作用。这种作用使得金融系统偏离合理的运行区间，从而产生并助长资产价格泡沫或金融危机。金融系统的顺周期特性（周小川，2009）可归纳为：（1）信用评级的顺周期特性；（2）公允价值计量下的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3）投资者的羊群效应与动物精神；（4）程序化交易的趋势追随特性与止损；（5）激励机制的顺周期特性。而微观审慎监管的主观性漏洞则包括：（1）缺乏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向的前瞻性判断；（2）无法在经济过热期主动进行逆周期调控；（3）忽视金融机构的业务关联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传染。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内在漏洞就使得建立一套对宏观经济具有前瞻性判断、实现逆周期调控、降低金融机构间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成为必需。区别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主要负责“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其监管对象是整个金融系统，而其监管目标则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产生、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相对于之前监管框架只着眼于“微观个体”，新的监管框架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确保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立目标可以分为如下两点：建立逆周期调节机制，抑制金融系统的顺周期特性；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避免其“外部性”特征的影响。就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立目标来看，我们认为除央行外其他有关部门在逆周期调节、降低金融机构风险传染方面的相关措施均属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范围。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含了政策目标、评估、工具、实施、传导、治理架构等，其内涵要远大于所谓“宏观审慎监管”。因此，除了央行所采取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与合意贷款管控、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外，财政部对金融工具减值准备计量准则的修改由于同样起到了逆周期调节的作用也应包括在广义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范畴之中。这里我们重点关注央行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即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合意贷款管控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1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结合宏观审慎理念和流动性管理的需要，从 2011 年起对金融机构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机制，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规模（如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和中小型的城商行、农商行等）、所处地区（如灾区）、业务情况（如支农支小、普惠金融比例等执行央行信贷政策的情况）、风险情况（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等指标挂钩，一行一策。央行还于2011年开始实施合意贷款管理机制作为对贷款规模的约束。根据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央行每年根据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指标测算出各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额度，并限定商业银行在额度内投放信贷。同时，央行还会实时监控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和结构，监控结果会对商业银行次年的信贷额度产生影响。
央行于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但目前MPA仍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及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并存。根据MPA，央行通过对资本和杠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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