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票和粮票，都是90年代才废除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在中国人生活中起过40年的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比钱都重要。没有钱而有布票粮票，还可以卖了换点钱。有钱而缺布票粮票，要物色人买粮票和布票不容易。

　　计划经济时代高就业，高积累和低工资政策，使得民众的购买力非常低。民生工业和农业也不景气。因此粮食和布匹相当短缺，只能按人头给。于是布票和粮票就限定了每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和布匹消费量。有人生下来就在粮票布票时代，而且对海外也根本不了解，于是出过这样的奇谈。据说80年代初期，有人被选拔出国留学，到北京报到集中培训时，带来了好几百斤面额的全国粮票，要求组织兑换成世界粮票，以便到国外可以吃上粮。天知道他怎么把地方粮票一层层地兑换成全国粮票的。

　　说到全国粮票，顾名思义，是全国通用的。此外各省市区也印发自己管辖区内通用的粮票。如陕西省有陕西粮票。基层政府如西安等，也有自己的粮票，通用于西安管辖范围。一般也就到市地一级。听说还有县一级的粮票，那通用的范围更有限。假定宝鸡的人要到西安出差办事，没有带西安或者陕西粮票，到了地头连饭都吃不上。如果陕西人到上海办事，没有上海粮票，也只好饿肚子。当然有了全国粮票，则到哪里都可以吃饭。自己带干粮也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限制人员流动的方法，也是各地保自己粮食的做法。万一河南或安徽再度出现大饥荒，人们都跑到江苏或上海，或者湖北河北山东的，没有当地粮票，还是白搭。不可能节约了河南安徽的粮食而让其他省份的粮食计划超指标耗用。

　　布票也一样。不过出门几天的人一般不会随意买衣服布料等；而长期在外的人，自己会带足衣服。饭一天不吃就惨，衣服破了脏了还是可以凑合的。所以布票的地方性限制，对大多数人没有多少意义。

　　记得粮票和布票是1992年或1993年取消的。我攒的一大把全国粮票就算废了，还有一大把北京的米票、面票和粮票也都成了彩色废纸（北京分类很细，米票面票可以顾名思义，就是买大米和面粉的票，粮票则专门用于杂粮，如包谷、小米等），只有点收藏的价值。化纤起来后，布票的日子一直不景气。更关键的是，改革后的高速发展，消除了短缺现象，许多物资供应充裕，无需再使用限制消费的方法来保证全民的平均低水平供应。

　　因此，布票和粮票的消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但是住票的出现，却反其道而行之。所谓住票，就是暂住证。这个东西对定居在本地的人好象很陌生。但是，对于在户籍以外地区谋生的人，对离乡背井到沿海和城市打工的农民兄弟，这个证就太要紧了。要紧到性命悠关的地步。这可不是夸张。前不久，一个电脑工程师孙志刚在广州，就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办住票，被联防和警察抓走收容，几天毒打后就送了命。至于挨打并被罚作一段时间的苦工、被罚款，那还是小事。

　　所谓住票或暂住证，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是一个地方政府发给户籍居民以外的人的就业证。这当然是从户籍制度上派生出来的东西。按宪法说，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都有居住和工作的权力（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例外）。因为户籍管理外延任意且无限的扩大，以及有过关系到居民温饱的粮票布票的限定，现在，就业机会被限制也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资源中最紧缺的就是就业。能够创造和提供多于本地居民数量就业机会的地方，就用暂住证或住票来限制外地户籍人员的资格。所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机会，对外国人在本国的就业都有很多限制。美国签证中只有少数种类，其持有人可以在美国干有报酬的工作。

　　因此，暂住证或住票，只出现在我国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小城市和西部、乡村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些地方只怕没有人来，绝对不怕你来得多。如大理、丽江、吐鲁番、敦煌等地方。那些地方，外来人员就地创业的也越来越多。在那些地方你也不会听说有人因为没有住票而被逮进去收容的。

　　既然住票基本只是为了限制就业资格，那么为何没有这个资格却会落得个失去人生自由的境地呢？假如一个偏好特殊而不随大流的游客在广州，走在一个偏僻的街道上而被警察和联防查问是否有住票，他却拿不出来。那么他是否就该被收容。再推理下去。一个衣衫褴褛而神色疲惫的徒步旅行者，从一个城市穿越的时候也遇到警察和联防盘问。作为一个在路上的人，他有什么必要进入一个城市就事先申请一个暂住证或住票以免被抓？他看上去更象一个流浪汉而被收容的可能性更大。

　　只有英国，在羊吃人的时代，政府才宣称有权收容没有职业的人去打苦工。那是失去了土地和破产的农民牧民。工业革命急需劳工而这些农牧民却不愿忍受血汗资本主义的盘剥。政府则为工业资本家送去便宜的劳工。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要参与国际竞争，各种要素的流动范围越来越大。人力资本虽然在全球的方便流动依然限制多多，但是在本国的流动应该是限制越来越少。如一些省份，城乡的户籍区分取消了。许多地方招募人才，对户籍的限制也取消了。可是，这种时代背景下，本不该出现的住票，却被某些地方政府赋予越来越多的内容，以致于执法机关可以以此来限制人身自由。这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不是可以用限制人身自由为由来讹诈当事人的钱财，若不是办理住票本身就能够敛财，恐怕某些政府部门是不会有兴趣来搞什么住票的。这样说来，在一些部门的眼里，住票就相当于中世纪教皇发的赎罪券，或者现代人预付给绑匪的赎金。

　　实际上，执法部门应该核查的是，外国人是否有在中国合法居留的许可，外地在本地居住的人员身份证件是否真实。

　　如果不阻止这种住票方法，总有一天，全国各地都会宣布实行住票方法。凡是到本省市来的外地人员，不论是旅游还是出差或工作，都需事先申请为期一周到一年不等的住票。凡到了地头而拿不出本地住票的人，一律收容。可以想象。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每个县都会照章办理。不要说外省市的人，就是外县来的人，也得先办住票才能进入该县。因为来钱。事情后来会极其烦琐，最后大家约定，不用这么烦了。只要在进入本地的时候交上多多少少一笔钱，换得有效期或长或短的一张凭证，就可保平安。

　　这样下来，中国人从此可以回归孔老夫子向往的古风，回到几百个小国林立的春秋时代。可就是那时，苏秦张仪纵横捭阖，诸子百家东奔西走，包括孔子带领门徒巡回各国游说，也没有听说要暂住证才能在另外一个小国居住的；他们只是在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陈国和蔡国一带，因缺了粮票，弄不着东西吃而差点饿死。再往后说，就是粮票和布票时代，也没有什么查人住票要扣押人的事情，除非你是“阶级敌人”或“黑五类”。文革中逍遥派游山玩水的也无需任何手续。投亲靠友的到地方登记一个临时户口，让派出所知道有什么什么人住在本辖区也就够了。

　　我心里有一个可笑的预感：这些用住票折腾敲诈勒索人的人，保不齐哪天到外地出差或旅游，在街上闲逛时被当地的同行不由分说扣起来，罚钱并关几天当苦力。要是强辨或不服，则加倍体罚并加罚钱。或许已经有人遭到过这样的报应了。

　　人以其之道还治其人，或者他们才能幡然悔悟，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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