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望与唱衰共生 这是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在整个2002年，众多国际经济组织、最权威的研究机构、顶级投资银行都对中国做出了最乐观的预言，而与此同时，西方众多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却始终充斥着悲观、质疑乃至诅咒。 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在这两个领域被以两种极端的声音记录，一个是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过誉的赞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排名第二”（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在2002年和2003年继续保持健康发展”（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委员会）、“2003年中国经济预计将增长8%，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区主席）、“中国并出未现通货紧缩”（高盛）；而另一个则是由四个流传甚广的预言组成的质疑和悲观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中国GDP的虚假增长、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威胁、人民币对全球通缩的压力。 面对众多西方媒体会得出的与权威经济机构截然相反的结论，面对这四个广为散播的国际流言，中国应当怎样应对呢？ 首先是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流言笼统地归结为“妖魔化中国”，毕竟，充斥于西方报章间的种种非议之声并不是以中国为唯一目标。我们一方面要了解西方媒体的理念，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作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中国自然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同媒体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是最自然不过的，而且既然我们“一枝独秀”，就不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况且，除了那些无端的非议，来自国外的许多报道确实可以提醒我们用另一种角度审视自己。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认清舆论背后的因素。其实，四大流言无论是否荒诞不经，都传递出一个真实声音，那就是：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特别是在全球低迷不振的大背景下，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其实是不是一枝独秀，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怀疑）。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一篇题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是西方的福音？》的文章中向美国人发问的：“如果出现一个超高效率、生产力超强、国际地位空前提升、前途无量的中国，我们对出现这样的局面作好准备了吗？” 因此，对这些“唱衰”流言，最好的应对是，用持续的发展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人们是否喜欢。 流言Ⅰ 中国即将崩溃 两本书的出笼和热炒 2002年，随着两本悲观预言中国经济的著作的热炒，“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度甚嚣尘上。 2002年3月，一部2001年在美国出版的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的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李登辉为该书题词作序，此前，该书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美国国会还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不久，又出了日文译本，并成了日本的畅销书。 该书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作者章家敦是一位美国华裔律师，在中国居住了将近20年，但不会讲汉语。在这部书中，他做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预言，包括：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贸易有可能出现逆差。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全球对外投资也会减少，相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而且，不仅中国的农业缺乏竞争力，多数国有企业也缺乏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农村流动人口和中国下岗工人也会增加，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他最后的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 另一部书是《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乔·斯塔德韦尔于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梦：寻找地球上最后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市场》。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经济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上当受骗了。向中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西方企业老总们只不过是在体验“他们的中国幻想”。 在这部书中，斯塔德韦尔罗列了一系列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失败案例：为何英澳矿业集团里奥·廷托公司在中国耗时数年谈判却一无所获？为何英国国民电力公司经过多年谈判和数千万美元投资而建立的4个发电厂，最终却被放弃？为何某国际投资公司总裁在上海塞车的30多分钟里，用手机与香港商业伙伴谈妥一笔上亿美元的交易，而接下来与上海多名官员谈判数日却空手而归？为何在中国投入60亿美元的60多家国际证券基金，却“像屠宰场上的羔羊”？为何美国麦道公司投巨资在中国合作生产客机，最终却“折戟沉沙”？为何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蒙受高额投资亏损？为何众多国际知名啤酒公司在中国垮台？为何新加坡投资苏州工业园遇到挫折？ 斯塔德韦尔就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受到政府保护或扶持的“支柱产业”，如金融、建筑、电信、汽车、电力等行业，外资的进入肯定会遇到“结构性障碍”和不平等竞争。外资只能在众多夹缝中求生，在“社会主义经济”尚不具备竞争力或竞争力较弱的领域发展。他进而预言，西方对中国的巨额投资最终将化为泡影。 这两部书构成了2002年“中国崩溃”流言的主旋律，然而，在爆炒声中，学界对它们的评价却不尽相同。《中国即将崩溃》拼凑的危言耸听的所谓事实以及诅咒般的预言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鄙视，章根据他预设的“中国即将崩溃”论点，罗列一些例子，拼凑出一本危言耸听的书，只能骗骗不了解中国的人，同时满足了一些对中国的崛起恨之入骨之人的心理，而且这种危言耸听的论调，实在缺乏学术根据及常识。即使在台湾，这部书也广受质疑，而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奉之为“圣经”，更使众多人士对该书的观点和分析产生反感。 而对斯塔德韦尔的《中国梦》，学术界则有不少人认为，一个外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他观察中国的投资环境显然是以西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为参照系，角度不同，景象也自然不同。但是，《中国梦》中所述许多西方公司亏损之事，似乎也有刻意“选择性解释”之嫌，因为，显而易见，在中国获得丰厚利益的外企比比皆是。 针对这两部著作在海内外引起的反响，台湾《中国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大陆太过庞大，必然会出现瞎子摸象，各得片段印象的结果，如果以先入为主的预期心理出发，选择性地寻找符合期望的说辞，那就真的是让自己扮瞎子角色了。” 而《中国即将崩溃》一书更是不值一驳，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纵然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断然没有“崩溃”的理由。因此，出现这么一本书不足为奇，引人关注的倒是西方媒体为何起劲地爆炒它。 流言Ⅱ 虚假的增长 罗斯基两年后又被搬出来 2001年底至2002年年初，美英法等国媒体不约而同地刊载关于中国统计存在水分的报道，并据此质疑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 2001年12月，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内地腾飞了20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出现羽翼麻痹的症候，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性弊病日益显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002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和管理教授瑟罗认为，在过去5年实际上中国经济陷于呆滞状态。自1986-1996年的10年内，中国每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但到了1997年却在一年内奇迹般消失，只有经济萎缩才能造成这种现象。瑟罗的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他还质问：“谁能告诉我，如果体制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7.3%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 2002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发表一篇题为《统计数字是如何捏造出来的？》的文章称，从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官方声称经济成长率为24.7%，但同一时期的能源消费成长却下滑12.8%，经济成长与其仰赖的能源消费竟然背道而驰，其间的矛盾性不辩自明。此外，把各省的统计数字汇集到一起所得出的全国增长率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出近2个百分点。 此后，美国《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媒体对中国经济质疑的依据，几乎都来自同一位经济学家的报告，即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的《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而这份报告是在2000年发表的。 罗斯基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潜心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 罗斯基在《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夸大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其中，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他的理由有四个：一、在同样的三年中，能源消费下降了12.8%，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降低了30%。二、航空客户收入的增长应该超出平均的水平。然而1997、1998年的数据表明，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仅增长了2.2%，所有航线总共增长了3.4%。三、在53个产业物质产出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生产仍然能够增长10.75%虽然钢铁消费和水泥产出增长不超过5%，投资支出却能跃升到13.9%的增长水平？四、全国零售增长比人均费用支出增长要快得多，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完全不能用人口增长的理由来解释，因为人口增长每年大约只是1%。 对罗斯基的报告，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若恩教授认为：“罗斯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因此得出了草率的结论，他先假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是正相关的，再假设能源消费的统计是准确的，然后得出经济增长率高估的结论。问题是两个假设都不成立。” 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赞成罗斯基的论断，但仍认为他的观点属于学术界的一家之言，不足为怪。但是，他对中国增长的质疑在两年前提出来时并未引起重视，却在两年后被西方主流媒体轮番炒作，原因很简单，他的观点被西方媒体发现了新的价值，并成为怀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一点连只把自己看作学者的罗斯基教授感到哭笑不得：“我不明白为什么报纸、杂志、电视台一窝蜂地争相报道。”他说：“我没有什么政府背景。客观上我的观点倒是有助于反驳‘中国威胁论’，因为他们(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造成威胁，而我认为中国的增长率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快。” 流言Ⅲ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威胁 最普遍的“合理想像” 相比于从极小数人和少数媒体中发出的对中国经济的诅咒般预言和质疑，“中国威胁论”的经济版本则在绝大多数西方媒体中广为散播。既然退一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容怀疑的，那么强大的中国必将会给世界带来威胁，这是西方媒体的一种“合理推断”。 在许多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经济最极端的溢美之辞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只需短短二十年，堪称“指日可待”。而接下来“合理想像”则是：“一旦中国崛起，中国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最中心，而其周围的邻国不过是她的附庸而已（《日本时报》）。”“中国的邻国敬畏地注视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和该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对东亚来说可能太强大了。（英国《金融时报》）” 《日本工业新闻》的一篇文章总结了西方媒体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认为这些报纸和杂志中大体上主要是以三种形式来煽动危机感：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不久就会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三、从中国的进口正在增加，这导致了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还有两点应该加上，就是最近流行的“中国输出通缩”和“人民币压力”说）。 正如《日本工业新闻》所总结的，西方媒体的“中国经济威胁”大同小异，许多观点如出一辙，《洛杉矶时报》的这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稿堪称经典：“中国最近几年的工业改革着实令人震惊，其迅速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的低工资一直是促进制造业繁荣的重要催化剂。中国正在稳步向前发展，最终将在制造诸如飞机、半导体之类的复杂和高附加值产品领域与美国公司展开竞争。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对手。一个在历史上与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制成品的主要来源国，这是令人担忧的。”（几乎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的价格优势和产品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美国《商业周刊》将中国的高技术视为“对硅谷的一个威胁”。）文章还援引迈阿密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雷尔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少如同其实际军事力量一样，对美国安全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中国经济威胁论”是散播最广的国际流言，但也是国际媒体间最具争议的话题。许多经济学家和媒体都认为“中国经济威胁论”与“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样从耸人听闻，因为它存在许多前提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世界工厂”说。经过中国入世前后的一段沸沸扬扬后，中外媒体都对这一热门说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日本《经济学人》认为，“世界工厂”只是夸大其辞。实际上，虽说中国企业取得了发展，但其实力根本不能与日本和韩国的一流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失业等问题尚未解决，只强调中国的产业实力是错误的。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则认为，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只是表现为组装加工业的大幅增长，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中国还没有达到“世界工厂”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承认，从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创新体系等标准衡量，中国与“世界工厂”相距甚远。既然做不了世界工厂，何谈吸空别国的产业。 还是大前研一的话一针见血：“在现阶段，日中关系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中国并不能被称作是威胁。但日本可以利用‘中国威胁论’有利于日本的一面，发挥日中间的互补性，将日本衰退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实现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恢复经济活力。” 世界银行2002年10月的声明则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给东亚地区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巨大的机遇。 而“日本各财阀的领袖以及国内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说：中国可能是日本企业的大救星，而不是掘墓人。”（马来西亚《星报》） 流言Ⅳ 重估人民币价值 “广场协议”的翻版 2002年年末，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骤增，12月初，日本财相盐川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同时表示，日本将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项议题，要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日本金融担当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黑田春彦也公开表示：“中国把通货紧缩出口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进而向中国政府提出，应提升人民币币值。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缓和世界性的通货紧缩。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 而西方媒体在渲染“重估人民币”时，则反复强调“中国输出通缩”。《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的货币存在很大升值空间。它的依据是，在华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摩托罗拉公司到2002年6月底，为了防止人民币走弱造成的汇率损失，摩托罗拉已经将其价值约5.5亿美元的人民币收入进行了对冲交易。 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中国又被看作是一枝独秀的背景下，“重估人民币”的声音自然令敏感的中国经济学家想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升值。当时由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巨大，两国贸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西方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结果，美国国内经济困境得以缓解，日本则失去了10年的经济增长。 由于对这段历史的深刻记忆，中国经济学家对“重估人民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无论是竞争力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非常像1985年的日本。我们要吸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处理好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参见本刊本期66页《顶住升值的诱惑》） 享有“欧元之父”美称的蒙代尔教授也不同意人民币升值，他认为，中国目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正确可行，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十分正确和有效。不能因为有较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为了刺激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而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甚至在现阶段都不应考虑调高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波幅。蒙代尔教授说，中国要想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人民币完全能够自由兑换，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二是中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最起码应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摩根士丹利香港首席经济分析师谢国忠则预言，重新估值人民币会使中国的通货紧缩状况更加严重，并会使其对其他东亚经济体商品的需求减少。他的依据是，由于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所以必须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水平来维持中国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根本不能缓解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压力，人民币稳定对东亚和整个世界都具有最佳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