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 财经聚焦第五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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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专 栏 作 家
仲大军 张国庆
魏海田 马方业
一叶秋 王英霞

精 彩 回 顾

一个灰色交易市场被激活。“叫卖”北京户口已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校园…

继中行、建行、工行、南方证券等等之后,国家还要为多少金融企业买单…

重磅砸向中美贸易这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贸易摩擦再次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一场看不见的竞争已在黑土地上展开,沈阳、大连、长春谁引领东北起飞…

一份最新的统计资料把浙江民营经济的巨大“魔力”彰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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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

  在讨论第二波官员“下海”热潮这个话题之前,首先必须厘清这次热潮中两种不同的“下海”方式:一是公务员带薪从商,同时具备官员和商人双重身份;一是官员辞职后再“下海”经商。

  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一条针对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列出了14款“不得为”,其中第13款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第四十九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第五十七条规定“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后,不再保留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前者公然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明显的违纪违规行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纠正和清理;后者虽然许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但对行为本身法律并无禁止(2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除外),根据公民行使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这种行为。两种“下海”方式混为一谈,必然混沌不清。

  鉴于前一种方式国家已有明文政策规定,而四川等地也已在开展清理活动,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后一种方式。

搜狐评论:<乔新生>官员下海考验体制改革>>>

调查:“海”内生存

  ·他们开始信奉一条潜规则:有些事做得但说不得。因为现有的离职程序似乎并不能让公众确信,他们的离去是清清白白的。

  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温州“辞官下海”者工作生活基本上都比较安定。以年初反响最强烈的四人为例:吴敏一目前已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一家通信公司,林培云就在温州市的新城区上班,他的落脚点是本地的一家规模、档次、效益相当可观的私营企业。王运正现在已经到任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肩负着温州规模最大的鞋业巨头奥康集团在璧山投资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目前他手上的项目正在健康、正常地运作。何包根受到境外企业的邀请担任总经理,如今正在忙于温州市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筹建工作。

  但面对媒体,他们为什么如此低调谨慎呢?

  吴敏一的遭遇也许能够提供一个答案。据知情人士透露,吴辞官后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本来口碑较好的他引来了许多非议。据说有关部门领导曾找吴谈话,要他“注意影响”;而一些目前仍然在位的官员在私下对吴的行为表示了反感。一位同样“辞官下海”的人还多次提醒吴“不要再炒下去了”。吴今年5月赴上海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从他进入这家被媒体描述为“一见钟情”、“有着恋爱般感觉”的温州鞋企,到离职去另一家上海企业任职,时间不到4个月。他下一步怎么走?曾经那么友善对待媒体的吴也缄默了。对此,不少人认为,吴身处今天的尴尬境地与媒体炒作不无关系。有人甚至公开讲,是媒体害了吴敏一。

  许多下海的官员坦言,辞官以后,他们最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们不想招惹是非,不愿让人评头论足。一位下海的官员私下告诉记者,接受采访,有的话很难说。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别人,许多事情只能心知肚明。他们开始信奉一条潜规则:有些事情,做得但说不得。

  但是公众的质疑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沉默而停息。很多人担心,官员“下海”存在“洗钱”的嫌疑。也有人认为,有些官员在位之时可能利用职权为企业牟取不当利益,但当时并没有收取回报,“下海”是一种“权力兑付”行为。同时,还有人担心,这些“下海”官员在官场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可以利用原有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更容易滋生腐败。

  这也许正是这些辞官“下海”者面临的最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想远离舆论的中心;另一方面,现有的离职程序似乎并不能让公众确信,他们的离去是清清白白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集体沉默实属无奈之举。

  相关资料:第二波“下海”官员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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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下海”人物

  ·吴敏一、林佩云、何包根、王运正

  2003年4月14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4位辞官的政府官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吴敏一。吴今年45岁,是文革后的首届杭州大学毕业生和复旦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经济管理学)。1998年,出任温州市副市长。2001年,他被中组部派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2003年的2月,吴敏一提出了辞职。5月18日,吴敏一到“红蜻蜓”集团出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3年8、9月间,吴敏一离开红蜻蜓,转投上海某通信公司。

  ·王小平、胥正洋、顾成荣、唐逸、戴梅

  2002年12月,江苏省盐城市县处级干部酝酿换届,48岁的东台市市长王小平递交了辞呈,随后出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与此同时,建湖县副县长、49岁的胥正洋也主动辞职。此前原阜宁县副县长顾成荣于2000年9月辞职后受聘于山东黄河药业集团。2002年6月,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40岁的唐逸和建湖县政协副主席、38岁的戴梅两位年轻的县处级干部主动请辞。因5人均为建湖籍,人称“建湖现象”。

  刘知行:佛山市顺德区原常务副区长。2003年8月25日辞去副区长职位。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分管美的集团的战略投资和资本运营。
  
  王文进:51岁,两任海南琼海市副市长,十年主管旅游,辞官后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崇洲:42岁,广州市环保局原局长,2003年3月辞去局长高位,出任一大型地产集团副总裁。

  朱爱群:江苏省泰州市原市委书记,加入了陶建幸主导下的春兰集团。

  刘从梦: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2002年加入顾雏军领导下的格林柯尔系,出任科龙总裁。

  徐刚:浙江省地税局原总会计师,2002年3月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相关资料:官员下海细细数

百姓评论:“下海”是非
  ·支持者:“官本位”的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江西吉安的谢华忠:“我认为机关干部能辞官下海,是一种进步,体现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步走向多元化,‘官本位’的思想正在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如果想拥有的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你可以继续‘公仆本色’;如果想要的是更高的工资报酬和更大的个人自由空间,你可以辞官下海,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再也不受‘官本位’、‘单位人’的影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些官员的下海对现在一窝蜂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也未尝不是一种提醒。” 更多

  反对者:警惕某些官员下海洗黑钱,实现权力兑付

  湖南长沙的彭联联:“官员拍屁股走人,不仅会给本地或本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而且从人才培养、管理角度来看,对国家和集体造成的“隐性损失”也是巨大的。民营企业家从党政机关挖领导干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有领导才能,有的长期担任部门一把手,具备管理能力;二是这些干部政策性强,大都懂法守法,能够帮助企业把握发展方向和机遇;三是这些干部有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他们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相对容易。官员的这些能力、本领、关系等,都是他们在位时一边拿着国家发给的工资福利一边利用工作便利而获得的,有的还得到了有关部门带薪培训,有的还被安排公费出国考察。官员下海经商后,这些由公款建立起来的‘无形资产’也被他们带走并使用。所以政府部门有理由也有责任向下海官员索赔由于他们的辞职对国家和集体所造成的“隐性损失”。我建议,可以每月从干部工资中按一定比例提出一部分,建立干部‘从政公积金’。官员一直从政到退休,‘公积金’如数奉还;官员中途下海,‘公积金’上缴国库。”  更多

专家分析:“下海”规范

  ·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认为,公务员下海经商,应该有严格的限制。某些地方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是典型的政企不分,会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辞职的官员,虽然失去了公务员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

  在这方面,《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但毛寿龙说,这些规定都有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减少腐败问题。但是实践表明,仅靠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一是对辞职后的公务员缺乏约束手段。比如禁止公务员经商、到营利性机构兼职,因为公务员有公职身份,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分,有惩罚性的手段对其加以约束。但对于辞职后到与原任职单位有密切关系的营利性机构工作,虽然规定要得到批准,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也去任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没有实质性的手段去对其进行约束。

  二是公务员离开国家机关,除了辞职之外,还有开除、辞退、退休等途径,这些公务员一旦离开国家机关,由于其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即使退休后还可以对国家机关有很多影响力,到营利性机构任职,依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为公司和其个人牟取不正当的利益,导致企业之间争相聘用国家机关的退休人员。国家公务员法律应该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在若干年里禁止离开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直接到营利性机构任职,以便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给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态度明确,他认为当前的官员下海,是利用公共资源为个人谋利的变相表现形式。杜钢建认为,官员就是官员,商人就是商人,二者角色要完全分开。官商一体化,使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平,对整个社会是危险的。因此官员在自己所属领域下海经商,要严令禁止。杜并且建议尽快出台行政检察专员制度,以弥补纪检检察部门对下海官员的监督空白。

  本专题由经济日报《今日导刊》记者张玫 万建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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