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岳冰清
单伟建的成名作是在1999年底，经过一年的坚持，以5亿美元的代价获得韩国第一银行51%的股权，那也是韩国金融市场上的第一次。所以，媒体认为，单伟建在此次收购中会卷土重来，如法炮制。
5月12日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被电话吵醒。金融分析人士袁铭良说：“管委会撤消了，我是对的。”此前，他一直断言，新桥注定失败，舆论过于急躁。这天下午，性格温和的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一届政府调整了他们的思路。”交易是从2002年初开始的，整整一年，中国的政治生活状态处在逐步转接之中，2003年3月两会召开，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掌权。
他一直不看好这宗被《华尔街日报》评价为“创造了历史”的交易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桥1999年收购韩一银行，至今还没能全身而退。虽然在收购之初，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随着韩国经济的逐步复苏，韩一银行的经营有了明显改善，但那笔交易是韩国政府在被逼到角落里签下的，对于不得不廉价出让韩一，他们至今耿耿于怀。而现在韩一银行的经营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也不是韩国银行里的佼佼者。“成功的进入，并不等于成功的退出，对于私人股权投资来讲，退出更能说明问题”，他说，“如果新桥希望在中国复制韩一银行的模式，站在深发展的角度，中国有关部门的决策层会非常关注韩一的最终结局”。他认为，以深发展目前各方面的状况，选择一家香港银行比较合适。
尽管新桥收购韩一银行后，国际市场和舆论都给予了该案例非常正面、积极的评价，但朋友断定，“历史不会在不同的市场重演”。
收购韩一银行是在韩国政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生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登陆韩国，其金融体系走在崩溃的边缘。金融机构对大财团的巨额贷款化为不良贷款，韩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以偿还外债和拯救金融体系。IMF等机构认为, 韩国银行缺乏债信文化，不是依据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而是根据政府指令或暗示来向财团发放贷款，因而要求韩国政府将因金融危机而国有化的汉城银行和韩国第一银行卖给外国投资者。在1998年年底前，韩国政府至少要签订一个协议。
目前的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处在那样“绝望”的背景中。海外舆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判断，中国国有四大银行早已破产，银行里的不良资产让有识之士彻夜难眠，媒体一直担忧中国的金融体系罹患过深，积重难返。尽管如此，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能呈现出“繁荣”景象，这就说明，中国的银行业远没有走到强弩之末的境地。换句话说，目前还不具备推动决策层动手术的条件，急风暴雨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行事习惯和眼下的国情。
刘扬认为，某些风险投资擅长于选择“乘人之危”的时机无可厚非，但此番新桥失算在，操作者没有洞察到，貌似危机的中国其实“不危”，这个世界最大的加工厂以它超巨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支撑住中国的金融体系，按照中国的标准如常运转。一个正处于向上态势的国家，它的政府决策是慎重的。这个大背景是新桥受挫的必然原因，尽管它可能在表面上会通过某个偶然因素体现，比如，踩上一块不干净的绊脚石。
香港某中资投行的主管指出，意味深长地是，目前中国的资产被低估。他说：“按照媒体的报道，以新桥支付的价钱，可以说，他们正在偷窃这个交易。”他认为，令人遗憾地是，中国政府不了解他们正在出售的是什么资产，他们应该从中得到多少钱。
但我仍然对一件事情抱有浓厚的兴趣。单伟建将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推进到几近成功的地步，证明了其在处理政府公共关系方面卓越的能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金融业的决策者在2002年中期，选择了收购深发展这个交易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而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在2003年中期凋零？
媒体始终没有勾勒出中国金融业在2002年到2003年这个时间段里政策取向上的演化。
单伟建的一个观点是相当有价值的，他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管理机制对经营风险的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为重组韩国第一银行已经耗资105亿美元的韩国政府不让新桥投入这5亿美元，而是自己再放进5亿美元，仍然是无济于事。因为其金融体制问题和银行体制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如须转载，请注明出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