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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吉利海峡的那边，整个欧洲在为淡化的国家主体忧愁，他们认为，应该一个比国家更强大的超级国家来维护经济的强势。欧元诞生了，人们还在希望亚元在亚洲诞生。一个时代，两个对立的概念，就象围城，隐退的和现身的都认为自己证明的是对的。所以在中国，国有股的问题，应该不是“股市”涨跌的问题，也不是补充社保的问题。它有更深刻的时代前进的烙印，值得我们研究。但对于现实的投资者，更乐于重视目前利益。他们甚至希望在静态的状况下完成一个不受打扰的、清净的财富积累过程。等这个过程结束了，中国股市爱怎样，就怎样。
而政府在不停地迁就一些现实的声音，这个“迁就”，纵容了大众的乖张。当大众认为，政府是可以左右股市涨跌的时候，大众会有各种的要挟理由。6-24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
回想去年的那个6-24的矛盾。我们现在想，那应该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澜。去年的6-24应该作为幼稚时代的最后一个句号。今年的6-24，中国正面临新的逐步形成的理念。中国股市的11年，我们怀抱抵触的情绪，从对立的负面不断受益。我们把减持、增发新股至今当做利空，而我们现在的收益，大多来自于新的上市公司的成长。如果上海还是老八股，股市会怎么样？人们在从事现代金融活动的同时，狭隘、颓废的心态让中国股市成了一个政府和投资人讨价还价的集贸市场。这是中国股市11年最大的悲哀。这就是让我们欣喜的2002年6-24，国有股减持暂停的“我之思索”。
1998年，我向一位路透社记者介绍我的职业，我说：我是做证券的。他说：那是一个closed market。一个封闭的市场。我当时听起来，就象在说，一个“黑市”。时隔6年，当我们再次听到世界的声音的时候，仿佛中国股市这些年的进步不大。瑞士银行的张化桥提到几个话题：他完全不相信技术分析；他认为应该尽快减持国有股；他认为市赢率是一个具有欺骗的指标；他看股票不看大市，而是看股票的基本面。这就是我们和世界的不同。也许它会成为中国证券要走的一段很长的路。
如果一个市场是有效的，那么政府的行为应该倾向于使资本得到使用效率最大化的方式。如果一个市场出了问题，政府往往是根据群体数量的多寡来选择决策方式。比如，1929年前后的美国。当市场崩溃的时候，政府选择的只能是凯恩斯，而不可能是其他。他们调节税收、政府直接参与资本使用的分配，等等。在20世纪，人们一直相信、是凯恩斯拯救了美国，但人们忽略了，如果没有二次大战，凯恩斯是否会奏效。当全世界资本，以及市场需求向美国全面打开的时候，任何主义都会立即闪光，而不仅仅是凯恩斯。
我很高兴的是，政府提出国有股应该有更好的方式。说明政府不强加意志。但是政府需要作为。这些作为体现于今年的1--6月的一系列措施。社保、QFII、银行资本和企业资本有更多的可能。市场把这些理解为，让资金进来救市。做股评的理解为市场宽松了，认为政府在顺应中国资金推动市的基本特征。有更多的钱进来买票，那么可以更好地实现融资功能，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解释了。仅仅是这些吗？不是的。
社保在要求基金必须这样、那样。QFII甚至说：只有跟踪上市公司三年以上，才能说有很深入的了解。如果中国股市永远是一个CLOSET MARKET，一个没有抗风险能力的散户充斥的市场，国有股减持不可能实现。不久前，国资委出来说：减持需要条件和环境。我们可能找到超越资本环境下的条件吗？不能。政府在不能解决投资人情绪的条件下，只能去改变资本的组成、机构。让具有接受思想的资本进来。就象QFII的张化桥，他希望尽快减持。这句话让中国几乎所有的散户，听了都不舒服。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在巨大的资本台阶上站得更高，那么市场的声音就是张化桥声音。这就是国资委说的环境。4月以来，政府开始营造这个环境。这是我对新资本进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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