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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型国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过程的研究，市场化推进的顺序与互动是中心问题之一。很多的研究者通过对不同转型国家的不同顺序对比，对其市场化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化的顺序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顺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同的速度，市场化进程必须把握适度。各改革环节之间的互动，是指不同环节之间的互补互生关系。认识这种互补互生关系，有利于降低市场化的成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是按其自身的规律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怎么可能人为地设计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对设计的错误理解。市场化的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就像任何一种客观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样，是不能人为地改变的。但人在规律面前并非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掌握了规律，就能自觉能动地遵守规律、运用规律。因此，认识市场机制的形成规律，并按照这个规律设计把握中国市场化进程，使这个过程从自发变为自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式的，俄罗斯以及一些东欧国家是休克式的，但我们并不能仅从客观决定论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国家唯一可能的选择。 第一，市场化是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整体转型过程。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体制内部各方面互相依赖互相贯通，处于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例如价格体制，事实上就是从一个侧面来看的整个经济体制，因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每一个经济环节都离不开价格。完整的价格体制包括价格的形成、构成、结构、体系、总水平、计划和监督以及价格机制等等，因而，税收体制、利润分配体制、工资体制、信贷体制、计划体制、商业体制、物资供应体制，直到外贸外汇体制，都已包含在其中。而从其他每一项来看，也是这样。当然，在这种普遍的联系之中，每一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并非相同，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顺序（郭树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整体出发，抓住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逐步展开，引向深入。 当然，市场化进程不可能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完美的计划，该计划可以被当作路线图来亦步亦趋地执行。事实上，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的进程很难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详尽完整的操作图，从而使市场化的每一步按图索骥。但同样作为事实，不同国家的市场化进程，不管其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有设计与前瞻的。当然，不少情况下是试错结果之后的选择。有些顺序则是一步步地摸出来的，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即使是这样，也要看到其背后的理性选择的成份。中国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对价格改革的“先调后放，调放结合”的设计、对对外开放“先沿海后内地、先产品市场后资本市场”、对金融改革“先培育竞争主体，再发展资本市场、后改革外汇体制”的设计，都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通过放权引导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通过发展多元化市场主体引导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互动、通过对外开放引导开放与改革的互动，这些，都是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市场化进程得以顺利加快。 经济结构是改革、开放、发展的结合点、出发点。结构决定价格体系；结构决定发展的速度；结构决定了调控的手段；结构决定了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结构决定市场的发育程度；结构影响着总量平衡；结构影响着通货膨胀或紧缩；结构影响着就业；结构决定微观企业的竞争力。 我们要做的结论：一是，中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在计划体制下靠政府的力量强制形成的，结构调整靠市场自发进行是十分缓慢而艰难的，在面临改革与发展的双压力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由于前面的原因，政府的强力介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仅如此，在结构调整上，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运用必须保持高强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认为，政府在结构调整上做了很多的无用功，表现出政府失灵。我们要说的，由于我们市场化的起点是一个单一公有制的高度计划的体制，市场没有任何力量。如果我们等待市场的力量在体制外或增量部分发展起来后自发地来调整这个结构，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不可能获得发展的空间，我们也就永远等不到结构可以调整的那一天了。在市场没有力量的时候，政府的作用不是优劣的问题，而是别无选择。政府作用的不理想并不能说明政府作用的无道理，没有最优，次优就是最优。三是，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实际分析可以看出，政府正是通过结构调整的推进，给市场的要素拓开了发育、成长的空间。表现出结构调整与市场化进程逻辑上的一致性。四是，对结构调整，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而对手段的运用又表现出阶段性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结构调整总体上是落后于市场化进程的阶段性的，在结构调整的问题上，政府作用也是有失误的，这种失误不只是行政干预过度，而且是方法不当和能力不足。五是，结构调整中，除农业外，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加强和调整。 在这方面，理论界有很多对政府作用的过度指责，脱离实际，缺乏具体分析。比如，当很多基础原材工业今天走出了对经济的瓶颈制约后，我们没有去细致分析导致这个结果的过程。不少人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而对导致这个结果的过程却表示愤怒。这起码是因为缺乏历史地看问题的观点。这基础行业的行政垄断必须打破，从今天看，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对于垄断弊端，我们自然可以找出古典的现代的很多理论来做为武器。从现实来说，这些理论都是成立的——即使对我们这个市场化进程还远没有完成的国家也是成立的。但作为一种研究，如果对这个过程进行历史的分析，对政府的作用评价就可能客观得多。比如电信业。这是被理论和社会骂得最多最狠的行业。其低效与服务恶劣激起公愤，但我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为何发展这么快？到目前没有见到这样的研究：如果没有国家的20年垄断，中国电信业今天是一个什么样子？市场能对中国电信业提供多少启动资金？电信基础网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吗？如果认真地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正是国家在市场进程初起阶段的垄断，才保证了电信业的投资，从而快速缓解了电信瓶颈。 基础行业的管制成为今天人们的最热话题。但市场化进程中，正是这些国有的基础行业在市场化之初相当一段时间内，价格体系没有完善之前，政府通过管制的办法支付了市场化进程的必要成本。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性质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其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的特点，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投资也是占着相当大的比重的。公共设施实际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环境由政府来提供的。开放之初外资是把基础设施当作投资环境来评价的，本身就说明基础设施供给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内由市场来填补。由于基础设施在任何经济发展的初期都是短缺的，放开得太早一会导致市场投入严重不足；二会造成寡头垄断。在国家垄断与寡头垄断之间，国家垄断比较而言是更合理的选择。这方面，俄罗斯是一个反证。当瓶颈制约得到缓解，同时，社会资本积累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政府就要及时地引导社会投资，取消进入管制。
来源：[中国国情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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