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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以来，美国不断在知识产权领域向他国挥舞“特别301大棒”。对于中国，其不止一次以“特别301条款”为盾牌挑起贸易冲突，双方因此多次开列报复清单互相施压。在美国财长9月2日的访华计划中，知识产权亦被列为其将与中国政府重点协商的三大问题之一。 本报记者特就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顺德博士。 “被动立法”的恶与善 《21世纪》：历史上中美之间重大的知识产权谈判的情况是怎样的？对我国造成了何种影响？ 李顺德：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摩擦始于特别301条款。美国301条款是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带来的制裁性后果和制裁的可能。它在广义上包括一般301条款、特别(或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 1989年实施的特别301条款被认为是美国将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捆绑的标志。它规定在每年的3到4月，由美国的专门机构对与美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层面以及某些具体行为情况进行总体评价，由此形成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一般观察国家和其他国家等名单。对于名列重点国家名单的国家，美要与其进行谈判。 中美历史上重大的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共有四次。1989年特别301条款实施第一年，中国就进入了4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当时还没有重点国家)。1989年5月开始的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了一个非正式意向书，即原则上希望中国在1990年前出台《著作权法》。可以说，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著作权法》在1990年的正式出台。 1991年4月中国再次进入特别301条款重点国家名单，在最后双方达成的备忘录中，对以下四方面提出了立法和修改的明确要求：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唱片，计算机软件和商业秘密。总的来说，1992年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6年第四次谈判之后，美国同意“将中国从特别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名单中去除”。美国在此后的“特别301”年度报告中，一直将中国列为受“306条款”监视的国家。此条款比301要严格很多，若发现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的努力减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可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行动。 《21世纪》：有人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形容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李顺德：其实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也是这么一个过程。美国认为其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是导致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赤字严重的要因，故其通过议案规定：与美签署的有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必须有要求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条款。这也是美国在1988年通过特别301条款的背景。 但我想强调，不要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作发达国家强加给中国的苦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中国的软件业，我们也无法发展知识经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有我国目前4000多亿美元的外资。 不少人疑虑我国是否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上让步过多。我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之间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与中美经贸、外交和政治密不可分的问题，在一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 《21世纪》：为什么美国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摩擦却最为严重？ 李顺德：美国虽然不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却是我们最大的知识产权引进地。比如版权贸易，2002年，仅北京从美国引进的版权总量就达3536种，约占其引进总量的52%。 日本作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美之间的重大的知识产权摩擦，一是因为日本与我国一样同属大陆法系，法律的调整不如美国灵活机动；二是因为以前中日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一般都由其行业组织出面协调，日本政府并无过多介入。但自从小泉首相树立“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并成立由自己亲自挂帅的委员会后，日本在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上效仿美国开始积极将知识产权与外交和贸易政策挂钩。比如今年6月日本提出将中国打击盗版的力度作为日本对华无偿贷款的审核标准之一。 《21世纪》：有专家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意义早就超出了知识产权本身而日益转化成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顺德：我们应该承认知识产权保护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所有国家公平的制度，它更多保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受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国法律的影响较大。所以有人说，“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李顺德：近些年美国301条款例行评估针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多为执法不力，最集中的方面主要是计算机软件盗版和假冒伪劣。 我认为目前我们在此方面还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就是执法，我们的立法基本达到了我们加入的诸多国际公约的要求，但在实际的保护效果上问题还比较多。第二个问题是透明度，这其实是整个法律领域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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