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讲是将近两年来，国内国外炒得沸沸扬扬的问题。尤其是11月份，美国政府布什总统讲了话，另外加上参议院要通过，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对中国进行惩罚。国际上一些合资银行，包括一些银行也在讲是中国的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国际上有一些理论学家认为，这些都是不成立的理由，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成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美国现在讲人民币应该升值，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顺差很大，美国的逆差很大。
　　我们的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能长时期保持这么大的逆差？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储蓄率很低，他的财政赤字非常大。特买的东西会多，所以他有贸易逆差，他真正自己的原因是他背后政府的财政赤字大和储蓄率低，如果你人民币要升值的话，其实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们卖给美国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美国绝对不会生产这些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太贵，如果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他的逆差更大。原因是这些东西他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升值，他就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继续跟中国买，那么他要付的钱不是更多嘛，逆差更大。或者是跟其他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其他国家买，他现在不和他们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必须贵，因此人民币升值不能帮他的忙的。
　　第二个国际金融界对中国也是一样，我觉得的国际金融界对中国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首先讲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美国政府讲的那样，他的贸易逆差这么大，是我们的人民币币值的低估呢？实际上要看一个国家，不是看两个国家的贸易是怎么样，必须看你的总体贸易是什么样，我们总体的贸易虽然有一点顺差，但是我们的顺差是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代表，我们现在的汇率和金融汇率差距是不远的。

　　从我们贸易顺差，总体水平低的情况下，我们的汇率其实离金融汇率是不远的。可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还有很多财政的赤字，比如说我们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到最后还要政府买单的，我们社保体系的欠帐，政府也要买单的，实际上财政隐性的欠帐，至少和我们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讲，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从这些财政赤字来讲，人民币应该贬值不应该升值，就像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么大，所以美元一直疲软 。

　　这些国际金融界我觉得他们是了解的，可是，我觉得他们就像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他一方面推动亚洲国家金融开放，赚了一笔钱，然后接着马上金融体系里面有缺点，他们就逃走，然后又赚了一笔钱。然后我们升值以后会说，你们的财政和金融体系有缺点，你们有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就说你们应该贬值，他可以趁机逃走，赚了一笔钱，我们的汇率接近金融汇率，而且美国的外贸逆差不是我们造成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好是不动，因为你动了一点，他会给你继续施压，他说你升值不够。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维持人民币稳定的形式。汇率制度改革是按照我们国内自己的状况，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步伐。

　　网友：银行出现不良资产，政府对此进行了帮助，到底是严厉惩办责任人还是应该完善法律制度？还是完善银行内部的运营制度呢？到底哪种方法才能有效的规避风险？

　　巴曙松：这种取决于我们不良资产的成因是什么，实际上在进行国有银行改革方案设计之前，对不良资产清理之前，实际上有关的部门进行了一个不良资产形成抽样的调查，仔细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发现因为整个政府的干预，因为经济的转轨，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承担政策的负担，导致的不良资产，大概加起来超过60％－70％的比重，真正因为银行自身的判断，因为腐败这些原因导致的不良资产占20％－30％，最终改进的办法可能还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切断银行贷款决策的行政干预，其次对于银行内部的可能存在的信贷不独立或者可能出现的风险，要做出相应的改进，比如说要有独立风险管理部门、要有相应的责任追究、要有更严格的贷款不良资产分类、准备金的提取和严格的核销制度，同时法律环境是重要的。

　　巴曙松：我们现有的法律环境对于债权人的保护不是很有利的，如果我们要真正实行严格破产法的话，我们银行主张自己的债权的话，可能很多的企业得会陷入破产的困境，比如说前段时间，今年出，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解释，他的本意是好的，本意说：如果是生活必须用品的住房，银行是不能把他拿来处置的，本意是保护一个弱者，实际上对于银行来说是迅速改变他的风险状况，原来他是一个低压贷款，相对风险比较低，后来经过法规之后，可能变成信用贷款，法律法规的变化的随意性，使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本身的改进下一步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内部的完善，更大的可能来自外部环境，现在金融界的人士把他叫做金融业的生态环境，就象一个森林一样，这就是我想回答不良资产的问题。

　　网友：夏博士，有两个题目，你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教育有什么问题？有人曾经指责你不懂需求定律，你对此有何看法？

　　夏业良：回答网友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学术评价机制的问题，因为在目前我们的教学体系中，由于我们的师资力量的匮乏，我说的是合格师资力量的匮乏，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和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良好评价机制，这里面有很多体制内的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所以我们很难确定哪些老师适合上适合什么课，以及上这个课他采用什么样的教材，以及对学生评价考核的方式是不是合适、恰当。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引进西方的主流教学经济学教科书书及其教学方法，但是普及提高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好的转向，比如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光华管理学院，都聘请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教师，来试图把过去的做法进行扭转，但是实际做起来还是比较的困难。在全国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学术评价机制这方面存在的弊端还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今天来不及细说，我想我以后会写一些文章来说明这个事情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夏业良：关于讲到我向张五常先生提出需求定理方面的问题，有很多人以此来判断，北大的博士后连需求定理都没有搞明白，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简直是笑话了，我不仅曾经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我还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请相信我接受过这样最基础的训练。但是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都有都提到需求曲线例外的现象，即它有可能向右上方倾斜，向右下方倾斜这个是基本定理，大家都知道的。我想已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对需求曲线例外的现象这个问题做了些解释，有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比如黄有光，杨小凯，汪丁丁，张维迎、王则柯等教授，都曾经写过例外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是有一定理由的，因此如果说我的训练不够的话，我想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所受的训练，大家应该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所以至于我的学术水平够不够，我想已经经过学术机构的评价，也不是外人能够说三道四的，。但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第二方面的因素，张五常是作为客人来演讲，你想想作为演讲结束的时候，大家提的问题，不一定是你提出的问题非要把演讲人的观点予以否定的，或者提出挑战性的难题让他没办法回答或答不出来，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礼貌性的问题，让他阐述自己的理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问题理解为给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一个友好的让他发挥的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再者当时现场人太多、时间紧，没有让我把问题说完了，我真正的问题是是想问：如果他那么自信自己的经济学教学方法和心得，说经济学可以不上大学去学，他说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只要跟我去学就可以了，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那套东西可以会误导人学生，因为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张五常教授在香港大学任教那么长时间，他的那一套理论和方法，培养出了哪些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弟子，？如果他在二十年里都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他今后是不是打算专门创办一所用“张氏方法”训练的学校，培养出更多追随他的教学方法的学生，以避免主流经济学的误导，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来得及提出来，今天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