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很顺利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 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超过所失。拿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绝对是学西方的。在制度上我们有多少学习方的 呢？可以说成功的方面都是从西方学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秦始皇、西太后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搞出来 的。股票市场、证监会、银行，这都是进口的，我们得到很大的方便，节省了很多时间，节省了学习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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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改革整个改革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一样，也是在向已知的东西转变，这一开始比较模糊的已知的东西，后来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东西。你就想想到后 面每走一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一个基本的决策方式就是把各国的模式拿来看看，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人家的法律，人家的规则拿来先看看，转轨另一特 征在旧制度既得利益关系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走不太多，就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往前走，再往下走又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再往下走。 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叫转轨。这是转轨 经济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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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 发展的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这里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党。政策往哪里走，对底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 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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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方面，当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拥有财产的时候，过去在推物权法，对私人财产保护，为什么应该要得到应该有的保护，在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不是 太高，通过私有化，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些基本的财产，这样可以在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老百姓中间，大家都有更多的财产。这个基数可以一夜之间可 以扩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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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层领导人安排不能确定，所有的企业领导人安排不能确定。这个给企业家多花费多少的时间。再打一个比方，你跟我约好明天早上来见我，但是你不告诉 我你几点来，尽管你来只占我半小时的时间，但是我要等着你可能一上午都没事干。这是中国企业目前在时间分配上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总的回到一个，要建一 个市场，要开放，要有竞争力，还应该让更多的政府行为约束起来，让政府管得更少一点，企业家对未来更有把握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竞争力就会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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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

樊纲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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