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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博鳌论坛应该成为独立的公共表达平台

  4月10—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研读媒体对这次年会的报道,我发现该论坛的定位和议题有从虚到实、从官方走向非官方的趋势。作为一个影响力日隆的公共平台,博鳌论坛有希望承载更大的公共使命。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然而,绿色复苏、低碳经济等等本身还是一些不断发展中的概念,还不是没有歧义的、可操作的政策选项,因此所谓的绿色复苏更多的还是观念层面的讨论。

  事实上,此次论坛中也有一些鲜明的、可落实的议题。比如,民营论坛中倡导放松经济管制的呼吁。参加该论坛的有知名企业家,也有学界人士。他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了经济管制带来的伤害,从而大声呼吁:要求政府放松经济管制,让中国的民营企业有空间成长。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印度Modi企业集团董事长默迪表示,在印度已经感受到放松管制的好处,在IT行业、电信行业等等行业都是没有管制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参考印度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如果能在电信、石油、电力、能源、铁路等等国家主导的行业领域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让民营经济参与竞争,必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成长空间。

  论坛还对所谓的亚洲模式进行了深入反思。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一度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精英阶层飘飘然,认为亚洲可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政治家甚至提出了“亚洲价值论”。但是撇开种种表象,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交易不断扩展,市场不断深化的过程,并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亚洲模式。

  通过最近的两次经济危机,表明亚洲经济内部(主要指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如,外贸依存度偏高,经济结构过度依赖出口,国内消费不足等。亚洲各国之间虽然有了多个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机制和协定,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差别显著,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并不顺畅。正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首席代表曾培炎指出,在现阶段,亚洲国家既拥有充裕的资金,又拥有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通过合作来激活这些方面的需求,将对亚洲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推动作用。

  亚洲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如何成为可能?一方面,有赖于经济交流的深化,公共交往、文化交流的增多;另一方面,有众多精英参加的博鳌论坛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平台,这有赖论坛的“亚洲”内涵得到充分挖掘。

  关于博鳌的定位,龙永图先生阐述得特别到位。他说,“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进入到民主化决策的时代,任何政府的决议必须更多地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决议,必须多听取一些企业界的意见。所以我就觉得在中国、亚洲在这方面渠道应该说还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畅通。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像博鳌亚洲论坛这样民间性、企业为主体的论坛非常重要,可以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所以如果说我对后任的理事们有什么建议,我说一定要保持博鳌亚洲论坛非官方性,一定要把博鳌亚洲论坛主要关注点放在企业上,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政府的论坛、官方的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的确,经过30年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多元化、利益相互竞争的时代。与之相契合的就是观念的冲突和竞争,这些都会反映到政策选项和政策过程中来。而从政策选项来看,已经没有简单的帕累托优化的政策——一个政策的出台不会同时让所有人的利益得到改善,而更多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调整。因此,一个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公众的、企业界的利益诉求,都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表达机制。只有让相关的利益主体表达出来,才能让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磋商、谈判和交易,才能真正进入政策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被代表或者被忽略。在这个意义上,类似博鳌论坛这样的一个独立的非官方的平台,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正处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政策选择和实施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正如龙永图先生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政府的信息渠道并不充分,因此通过博鳌论坛这样的非官方平台,能把对经济形势的各种不同观点呈现出来,进入决策层的视野,从而提供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功莫大焉。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无论从参会人员或者议题设置来看,目前的博鳌论坛还是“官味”太重,其公共性显得不足。博鳌论坛未来的生命力,在于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精英发言平台,成为社会的扬声器。

  作者温克坚系独立学者、浙江私营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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