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复苏主要依靠什么?

  【编者按】民营企业比亚迪如果在扩大国内市场方面与上汽、一汽等“国家队”发生正面冲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能否对双方公平对待?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博鳌论坛上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监管概念搞清楚,划清楚哪些是政府管的,哪些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胡祖六则呼吁,“放松管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绿色复苏,更主要的要依靠对内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的力量。

“对内开放”需要给民营企业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保育钧:民企迫切希望实行“非禁即准入”的管理模式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前会长保育钧称,,“放开市场准入”的提法要改,代之以“非禁即准入”。“放宽市场准入”仍然是权力配置资源的思路,是“人治”的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强调法治,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哪些领域、哪些行业是禁止民(私)营企业进入的;除了禁止的,就是可以进入的。
·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国际经验表明,电信业是可以形成企业生态群的大产业,政府可以考虑扩大民营公司进入独立经营的领域和范围。此外,包括金融、石化、教育、医疗等行业也应该逐步向民营资本放开。目前情况,不是民间资本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放开度不够。民间资本能进入的行业都已经产能过剩,而利润率高行业,民间投资又进不去。
·民企呼吁与国企公平竞争
  “4万亿政府投资投向国企,"国进"了。相对而言,民企有失落感。在危机冲击下,一些民企孤立无援,不得不破产或被国企兼并。”“这些年来,对非公经济的政策逐步宽松,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公有制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歧视、恐惧,并没有真正解决。”
“对内开放”是改革深化的必然走向
绿色复苏
·吴敬琏:中国前途的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
  中国面临两大难题:第一,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有所进展之后停顿不前,政治改革滞后,权力掌控资源分配,缺乏制衡监督,公众反应强烈。第二,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议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展缓慢。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成本巨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受到更大威胁。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资源不太紧缺、环境还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高尚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公降私升”是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称,居民财产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增加,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非公有制经济要发展,外资还要进入,公有制经济比重必然要下降;同时,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逐渐增加。这并不可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汪丁丁: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政策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称,从2010年或稍早两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一方面,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扩张和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未来几十年经济继续保持极高的出口依存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空前紧迫。目前看不出政府有任何能从早已习惯了的粗放的发展模式转为鼓励企业和个人自由创新的发展模式的迹象。
加快“对内开放”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许小年:允许民资进入一些领域 让国企退出一些领域
  民资一直以来都是受排挤的。现在虽然垄断领域的大门打开了,但是阻碍并没解除。比如说通讯领域,有国企三巨头,哪还有民资能进去?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深化改革都要改革体制,体制不改革,做其他都等于是无用功。
·吴敬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有待建立
  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包括: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扭曲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胡祖六:放松管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十六大的时候讲到三个代表,肯定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企业家阶层。国民经济在我们当中的主导力量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在很多领域都不能准入。所以,中国今天如果要发挥我们的潜力,要解放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可持续的快速成长,就要放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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